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

    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

    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

    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

    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

    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

    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

    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

    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

    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

    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

    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

    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

    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

    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jiāo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

    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

    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

    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

    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

    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cāo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

    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

    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

    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

    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

    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

    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