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的扉页，上面的几个字让我暗暗吃惊：青藏高原、柴达木、白公山，和我收到的包裹里的地图上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我按捺住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科考队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有责任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写出来……

    我没再往下看，装作不在意地合上日记本，漫不经心地问道：这玩意儿要多少钱？

    小贩似乎看出了我想要，犹豫了一下说：五十吧，其实这小说写得不错。

    我知道这东西可能躺了很久都无人问津，五十已经是他心目中的高价了。我从钱包里掏出钱，递给他：他这小说写了多少？

    小贩呵呵地笑道：我哪有时间看这东西，只是看了一丁点儿。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写得不错？说着我从他还没有收回去的钱里又抽回来两张。

    回到家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了。我做的一切似乎都在受着别人的指引，确切地说，更像是别人的安排。我又拿起那张字条看了看，这两天发生的一切让我觉得这字3条正是为我所写。难道这个包裹真的就是寄给我的？可是寄给我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拿起日记本，翻开，仔细地看着里面的内容：科考队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有责任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写出来。

    科考队一共九个人，而我是里面唯一的机械工程师。为什么选我进队，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要去做什么都不知道。组织一开始找我谈话时，告诫过我，要做到不打听、不泄密，要把整个科考过程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抓。但是现在那另外八个队员都离奇地死了，而我恐怕也出不去这个地方了，我只能写下我所经历的整个过程。如果幸运的话，等到下一批科考队员发现，或许能揭开整个事件的谜底。

    我被选入科考队是在1989年8月，入队之后，只经过简单的野外生存培训和一个多月的体能训练。之后，我们这支不知道隶属于哪里的科考队就出发了。

    科考队成员的组成横跨各个专业，队长刘建国，是个生物学家，四十岁，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日里不苟言笑，我们都喊他老刘。

    副队长赵秉义，地质学家，三十多岁。

    成员：岳丛林，三十多岁，曾经在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地质部队服役，后转入地质研究所工作。

    程劲松，三十多岁，物理学家。

    刘飞和张国斌是两个二十多岁的解放军战士，主要负责保护我们全体科考人员的安全。虽然我们出发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看他俩身上荷qiāng实弹的就感觉到此行的凶险。

    剩下的两个人是让人感到神秘的：一个叫武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叫苏红梅，年近四十，是我们队里唯一的女xìng。她是什么专业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所以有人对老刘提出，队伍里有个女的会很不方便。但是老刘非常认真地讲出了两点：第一，这支队伍里不能没有她；第二，人家也不愿意来，是上级领导反复做思想工作才把人家给请来的。

    我们一行人经过几天的长途奔波，终于在一个叫德令哈市的地方下了车。看到路牌，我们才知道已经到了青海境内。此时队中已经有人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在一家条件简陋的宾馆内，老刘对我们说出了这次科考的目的地。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白公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市西南四十多公里处的怀头他拉乡。半年前，一位测绘局第二大地测量队的队员向上级反映，在白公山某一地区进行地表测绘时，发现了很多不规则的管状物，特别是在4一座高五米左右的三角形洞穴里，排列着一根根很完整的铁管。有的自上而下垂直chā入地下，有的深入岩石内部，只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