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岩和李自成押运巨额财宝回国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京城，人们议论纷纷，各大报社争相报道，很多江湖势力也开始关注。

    江湖势力一直是中华帝国政府的心病，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帝国政府一时间没有足够的理由清剿他们，只能暗中监视。

    民众高度关注，总有些心怀鬼胎的人抱着侥幸的念头，做着打劫运宝队的美梦。这样一来，帝国安全局不得不加强管控力度，盯着一些图谋不轨的人。

    神武大帝邓浩楠十分关心这批宝物，除了要求帝国在全球各个海军基地和海军舰队积极配合保护之外，更是为了以防万一，借保护宝物的机会，掀起大规模清剿匪盗的行动。

    自中华帝国建国伊始，全国各地便存在大量的土匪和海盗。随着中华帝国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帝国政府连年围剿，这些匪盗逐渐减少，但依然存在。

    尤其是帝国政府最为头疼的武林江湖门派，这些势力掌控着一定程度的武力，大部分对朝廷还算客气，也有部分势力暗地里扰民，甚至勾结土匪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

    尤其是奴隶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有些奴隶，大庄园、大牧场则有成百甚至上千的奴隶。以前没有奴隶的时候，打架械斗很少，没有人喜欢进警察局或者宪兵队。但随着奴隶的普及，身为主人的华族男女，动手的工作都交给了奴隶和下人，身为主人的他们选择旁观，出了事情只需要跳出来交些保释费、医药费，亦或者是丧葬费。

    总之，“斗争”的方式改变，奴隶或者家丁犯事，主人只需要破财消灾或者从轻发落，有了替死鬼、替罪羊后，主人便可以置身事外。这增加了社会治安问题，但中华帝国的警察力量和宪兵力量还能够应付这些事情。唯独是很多土匪和反政府组织，他们同样有钱，可以购买大量的奴隶，除了从事生产之外，大多数都被编入了武装力量当中，成为帝国政府社会安定的一个巨大威胁。

    因此，中华帝国政府利用奴隶贸易获得相当大的劳动力和社会财富之外，也给帝国治安带来的一定程度的挑战。

    从神武十二年开始，奴隶治安问题成为了社会突出问题，其造成的不良影响渐渐成为帝国国民议论的焦点。

    帝国政府为此出台了多条奴隶法案，严肃对待奴隶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和控制奴隶交易，但由于帝国政府奉行华人至上的等级制度，人情大于法律，帝国中央政府严厉，但地方政府总是放水，不可能为了奴隶造成的治安问题去严惩他们的主人。

    最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了最严厉的奴隶政策。限制奴隶只能在主人的家中以及工厂作坊中活动，严禁私自外出。同时，在奴隶进口方面，限制个人购买私人奴隶数量。奴隶家主一年内在警察局挂号九次民事诉讼和三次刑事诉讼以上，则吊销该奴隶主持有奴隶牌照，视情节恶劣情况处以三年至终身不得拥有奴隶惩罚。

    新法案实施后，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因为奴隶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奴隶掌控在江湖门派、土匪等反政府势力手中，帝国政府想要消除这些隐患非短时间能够奏效的。

    从埃及回国的宝船队正在路上，还未抵达国内便已经掀起了悍然大*，很多组织、个人已经蠢蠢欲动。每天警察厅、安全局都收到大量的情报，得知很多势力向京畿云集。其中有各种身份，有看热闹的老百姓，有江湖门派，有土匪组织，有盗窃团伙，还有各国在华驻留的洋人，他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和想法，不约而同的齐聚京畿地区，给京畿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

    随着帝国警察总厅、宪兵总队等执法机关的报告递交内阁和国会审议，京畿安全问题引起了帝国政府高层的重视。

    新任内阁首辅大臣顾明哲，以及他组建的责任内阁官员们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