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多年不见的大旱，从枣树开花时节突然间席卷了整个舜地。本该下雨的日子却是滴雨未落，到了点瓜种豆的时候，土地板结的比生铁还硬。犁铧插进地中，两头结实的黄犍牛像被人拴住了蹄子怎么也迈不开步。村人手中的鞭子要是抡得急了，牛干脆跪在在地上不再起来。有要强的庄稼人架着四五头口轻力圆的犍牛可着劲地往死里抽，指望把地翻开后种上点耐旱的豆子，到了秋后家人也有个盼头。四五头黄牛拉着犁杖吃力地挤在一起左右摇摆着，刚走上几步锃亮的铁铧就“铮”地一声折断在了地中。旱像一直持续到四月末，本该是麦子抽穗罐浆的季节，麦苗却像白羊草样匍匐在地里起不来，一大半都已枯黄风干被一些老太婆搂回家攒进了炉子。过了春旱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烦躁不安的夏旱。县内几条在光绪三年都未曾断流的大河，几天之内就露了河底白花花的石头和烂柴禾，与此同时刘王坡的井里已经绞不上来水了，村人把桶下到井里喘着气只能摇上来半桶半湿半干的泥糊糊。大旱没有一点缓和的迹象，还在一天天变本加厉地持续着。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庄稼户们已早早带着老婆娃娃拉着枣木棍子外出逃慌去了，一些光景殷实的庄户趁着家中还有点余粮自身也还有点力气，纷纷剥起了榆树皮挖起了节节草的草根储存起来，以备冬里裹腹之用。就连村人堆放在麦场上喂头牯的谷糠，也被一些手脚勤快的后生早早地挑回了家。一些拉不下面子外出讨饭的庄户人家，每天都愁眉苦脸地蹲在田间地头盼着老天能落一场救命的透雨。天上每天都是火辣辣的日头，晒得村人的心都凉透了。旱灾也许是地处黄土高原的舜地乡民们最常见的灾情了，翻开《刘王坡纪事》各种各样的大旱几乎隔上十几年就来一次：

    明成化十九年，大旱，人相食，饿毙村民四百零二人。万历二十年，大旱。饿毙村民，六十三人。崇祯五年，大旱，人食树皮草根。康熙三十六年大旱夏无麦，秋无禾。嘉庆二十三年，秋旱无禾。道光十一年，夏秋大旱，人相食。光绪三年，大旱。夏无麦秋无禾，冬月，人相食。母食子，子食父，兄弟相食或易子而食，饿毙村民过半。刘姓五百三十口，王姓六百零三口。绝户者，七十有余。

    村人尽管熟悉各种旱灾，无论是夏旱或秋旱他们都有应对的办法，然而眼前这场大旱的持续时间之长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到了九月未前所未有的奇象出现了，所有的树皮都已被人们吃光，能吃的不能吃的草根也全都挖了出来。本该是麦苗破土而出绿芽的时节，天地之间却是一片黄褐褐的精赤，触目所及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各地人吃人的消息开始不断传来，先是驴蹄岭一户人家家中其他人全都饿死了，只剩下了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邻居也是个爱管闲事之人，多日不见这家人的儿子出来游玩，疑问其母，说是去了姥娘家。邻人怀疑有诈到家中察看，揭开锅发现其子的胳膊腿脚早已煮得烂熟。邻人报告了族长，这位胆敢食子的蛇蝎母亲被当众乱棍打死。岂料在打死她的当天夜里，她的肉就被村人刮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了一幅雪白的骨头架子绑在祠堂的柱子上。

    刘王坡一些大胆的后生已开始偷吃起了死人肉，到了十月里土地上冻的时候，这些人已开始明目张胆的吃起了活人，年纪幼小的娃娃往往是他们下手的对象。燕儿抱着苦娃惶惶不可终日，更是不敢出门，她怕一出去怀中的孙娃就被人抢去煮食。大旱开始后，进财隔三差五地往家中捎些粮食，这些时日家中的余粮已经不多了，燕儿只能把这点宝贵的粮食做成稀糊糊喂给苦娃吃。他还太小，细嫩的胃还无法消化那些难咽的谷糠和树皮。启勇每天都要到麻姑山上，挖一些节节草的草根磨成粉熬成糊糊和娘两个充饥。启勇吃草根吃得脸都绿了，燕儿本想到街上给他买个烧饼充充饥。一打听烧饼已经涨到了令人砸舌的价钱，一百个铜子只能买来一张半大不小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