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府非但掌京畿治安，更曾下辖囤驻长安城的北军，中尉即为京畿卫戍长官，因近年来朝廷数度对禁军进行改制，北军先更为城卫军，再更为京卫，不再受中尉府辖制，改由新设的京尉统御。     如此，中尉府的职守就仅余维持京畿治安，却非限于帝都长安，周边郡县的都尉和县尉也都直属中尉府管辖，故中尉的职权仍是很重的。     张汤昔年接替郅都出任中尉，至今已足足十七年。     十七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七年？     汉承秦制，采二十等军功爵制，高爵可荫妻蔽子，世代承袭，故世家权贵历来重视爵位更胜官职。     汉廷政治风气又较为开明，君臣间颇有先秦那等“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感觉。     皇帝若是太过刚愎自用，不纳大臣苦谏良言，有“气节”的大臣索性就辞官归家，反正有爵位在身，家中有屋又有田，饿不死的；皇帝对待大臣的态度亦如此，若实在是治政理念差异太大，不是让大臣闭门反省，就是直接贬谪甚或罢官。     虽是如此，但汉廷的政局却不会出现甚么混乱，主要是归功于较为严密和完善的官僚体制。     大臣不完全等同官吏，朝堂上的公卿约莫类似后世的特任政务官，各府署属官乃至各地官府的官吏等通过层层评鉴和拔擢的事务官，才是大汉文官体制的真正基石。     正因如此特殊的政体，使得大汉公卿更迭速度颇快，汉初数朝短短七十余年，历任三公九卿高达百余位，在任超过十年的，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更遑论位秩稍低的诸多列卿了。     中尉位列诸卿，且位高权重，张汤能稳坐此位十七载，非但是因得蒙天家信重，更是他确实做得极为出色。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后世史书以此来赞颂贞观盛唐时，大唐百姓品德高尚，社会风气良好，现下的大汉百姓或许尚达不到此等传说中的思想境界，然中尉张汤却是凭借着严刑峻法，使得京畿治安愈发良好，百姓愈发良善。     律法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张汤无非是将这道标准稍稍拔高了些，倒也算不得真正的执法残暴，毕竟是在天子脚下，还有御史府在后头时刻盯着，不时上奏纠举其执法过苛，故张汤也仅止在律法容许的范围内，对犯人从重量刑罢了。     譬如窃盗者可依犯行轻重而量刑，多处鞭笞之刑，数鞭还是数十鞭，就看断罪官员的心证权衡，较为尽责官员甚至会考量犯因和犯意，假设是个孝子想给自家食不果腹的爹娘偷些吃食，那量刑无疑会轻不少。     嗯……华夏自古是人治更胜法治的，说不上是好是坏，若真要做到“法不容情”，不去考量“其情可悯”，虽显得更为公正公平，但也未必是最好的执法方式。     后世欧美法系中，特意纳入陪审团制度，不也是要保有人性和法律间的平衡么？     实话实说，在大汉群臣中，张汤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执法严明，便连其前任郅都在这点上都比不得他，他鲜少不考虑旁的因素，犯罪就是犯罪，该判刑就绝不轻纵。     大汉军律严苛，然民律较为宽松，尤是汉文帝数度着廷尉府减轻刑律，废除大多数残酷的肉刑，因着上行下效，汉官们在断罪时也会较为“手软”。     在此等治政风气下，张汤的执法方式自然更显出“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要说他真是残酷暴虐，那未免也太过了。     至少皇帝刘彻是不这么认为的，昔年尚是在位的太上皇刘启亦不觉张汤有甚么错处，若非有张汤坐镇中尉府，权贵云集的长安可没现今这般安宁，一众高爵勋贵和纨绔世家子也没现今这般老实。     闻得张汤将要迁任玄菟太守，正朔大朝后便会外放离京，长安城的王侯权贵们纷纷弹冠相庆，恨不能大摆筵席为张汤早日送行，跟送瘟神也差不多。     皇帝刘彻得了暗卫呈报，觉着这群家伙真是不安分，如此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