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倒不是他思想境界高，要讲甚么民族大义，然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必是深知绝无所谓的“社稷永昌”。

    此生在世，看顾好自家的父母妻儿，顺带夯一夯华夏基石，死后饶是洪水滔天，他也没法管了。

    刘彻微微颌首：“既是如此，便烦请太尉与大农令尽速定下章程，呈予朕衡平。”

    太尉郅都和大农令孔仅自是应诺，避席附议的诸多大臣也是心满意足，本也没奢望陛下当殿恩准此事。

    有些具体事宜，终归是不好明着在朝堂上细说的，譬如所谓的“招募勇武之士”。

    现今的王侯权贵乃至地方豪门皆不敢豢养大批私兵了，甚至为免惹得官府乃至朝堂猜忌，连侍卫都招得愈来愈少，真要招募乡勇替朝廷“夷灭”毛利土著，无非是要招些精壮的地痞无赖，顶多再招些游侠领头，稍稍编练过后，便送去境外捕奴了。

    此等作法已行之有年，在朝廷的刻意放宽管束下，甚至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只要在大汉境内不聚众执械，不为祸乡里，但凡出了边塞，那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除了不去劫掠拥有汉廷通商符令的胡商，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

    饶是在外邦杀人纵火，只要返归汉境，重新做回“良善百姓”，也没甚可忧心的。

    不得不说，大汉境内的治安愈发良善，也与鼓励类似的境外捕奴活动有不小关系。

    大汉百姓再淳朴勤劳，也终归会有好逸恶劳的闲汉，不愿苦哈哈的在地里刨食，也不愿到作坊务工，就想着发笔横财，过上锦衣玉食的舒坦日子。

    应募捕奴，无疑是个好差事，虽有不小风险，但获益也大，玩命做个三两年，但凡没死在外头，回来的多半都能成家赀不菲的富家翁。

    毕竟除却掳掠到奴隶能得的赏钱，抢到的缴获也能依章程与主家照比例分润，真若运气好，抢到些珠玉珍宝甚么的，莫说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指不定还能给子孙留笔不菲的家业。

    当然，亦多有不敢玩命应募捕奴者，然他们也没甚么能力横行乡里，就是群小混混，无论在甚么年月，这类人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黑白两道都混不开，实在算不得社会毒瘤，顶多是小小渣滓罢了。

    尤是汉人铁血尚武，绝大多数男子都服过两年兵役，朝廷对寻常刀剑的管制也不甚严苛，除却强力军弩等精良兵械，百姓家多有自制的弓矢刀剑，小混混们若是闹得过火，指不定没等官兵出手，街坊邻里就会跳出几个退伍老兵，将他们扭送官府了。

    捕奴行当，不宜摆上台面，然皇帝刘彻却是知晓，这个行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朝廷固然能强力打压，却会连带影响到贩奴贸易乃至境外殖民，也会引发不小的非议。

    堵不如疏！

    与其强力打压，迫使其转入地下，成为更大的隐患，倒不如暗中疏导，既有利于朝廷监管，亦能让他们无偿的为汉军建立更多的海外桥头堡，甚或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军事情报，譬如地势，天候，蛮夷的势力分布……

    正是出于此等考量，故汉廷近年虽已鲜少再颁布官方捕奴政令，但民间的捕奴行当却愈发兴盛，除却西域诸国和塞北乌桓，境外凡汉人能履及之地，皆多有“汉寇”出没。

    要分辨“汉寇”和“胡寇”，实是不难的，但看是否远离各处商道，有否袭击打出汉商旗号的商队，就能明晰“汉胡”寇匪之别。

    莫说诸多外邦小国，便是巽加和安息这两大强国，近年都不胜其扰，再三向汉廷大行府遣使，送上国，要求汉廷管束子民，勿教他们为祸友邦。

    大行令张骞却是反咬一口，言称两国污蔑汉廷与盗寇有所牵涉，实在欺人太甚，若不好生给个交代，怕是要影响邦谊，惹得我大汉天子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