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累得站在那里都可能睡着，我们就这样努力活着。可是随着经济危机来临，工厂接的定单变少，我们加班的机会也跟着少了，最惨的是，明明经济危机来，在我们身边的物价却涨了。考虑到物价因素，政府宣布我们这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七百六十块，调到了八百三十块。听到这个消息，厂子里的人都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终于要加工资了。事实上，如果工资再不涨，我们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着刘二喜缓缓捏紧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问师少鹰也可以猜到，涨工资，就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许，所有的冲突，也来自这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大家实在撑不下去了，后来就有人合计着，举行一场大罢工，要求工厂按照政策给大家加薪。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全厂停工，有超过四千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面对这一幕，卢有才这位老板终于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这次罢工的带动者，给他们塞红包。在工人当中影响力强的人，能得到两三千的红包，影响力弱但是也算个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红包。”

    说到这里，刘二喜的脸上露出了愤怒与不屑，“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拿的。拿了这些钱后，就要立刻结算工资，然后卷起铺盖滚蛋，他们的名字也会被编进工厂的黑名单，永远不会再被录用。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珠江三江洲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工厂，能拿上一笔意外之财，再重新换个工厂，又有什么不行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实在不行，拿着这笔钱先回老家，等经济危机过了再回来。就这样，卢有才老板只是给两百多个领头人塞了红包，就轻而易举把我们这次罢工‘压制’了下去。”

    师少鹰低声道：“你没有拿那个红包？”

    刘二喜能对“红包”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也是“编制内”成员。

    刘二喜点头，“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两千块钱的红包，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声明自愿离开工厂，双方再无瓜葛，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给厂子里的兄弟姐妹争取应得的工资，而不是想要别人拿着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来收买我，然后再乐颠颠的滚蛋。”

    在工厂管理方看来，刘二喜这种连红包都不收，坚持不肯退让的人，无异于是刺头，更是工厂恢复运作的障碍！既然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解决掉，用红包不能打动刘二喜，敬酒不吃吃罚酒，花点钱找几个人，半夜冲进刘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这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一个身家超过十亿，在当地关系网支连错杂，可谓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想要收拾一个小小的刺头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过了，也许在他的发家史中，类似于此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让卢有才没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终遇虎，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为了自己弟弟，敢于拼死一搏的超级刺头！

    并不是所有人，面对强权暴力，都会象母鸡一样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钱和打手去宠幸；并不是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