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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的树敌。而同时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诏他的理由了。

    所以在五月份,宣诏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而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回答。而最夸张的是走之前那个宣诏使者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个人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不免装了一贯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的来桑府,苦口婆心的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其志甚坚”,也就无可奈何,只是万难死心。而石越则拿出了正在写的几本书的草稿,很快就把二人给吸引过去了。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苏轼也点头,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任何一个历史系学生应当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必修课的内容。

    好不容易背完,石越才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c女娲c黄帝c舜c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此非奇技淫巧也,此圣人之事,何得谓之奇技淫巧?今者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鄙之,此所以今之不如古也。”

    虽然觉得石越未免有点不通,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的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也真让人难以驳难。只是把工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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