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

    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

    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辨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由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2.儒家思想的原义体现在原始儒家的著作中

    儒家思想最基本的著作是四书五经，但也不限于此。先秦儒家的著作在汉武帝以后，便被“法定”为“经典”，从此便成为二千多年来儒学的最基本的教材。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有《诗》、《书》、《礼》、《易》、《春秋》。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而成七经。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加上《易》、《书》、《诗》成九经。唐文宗刻石经，将《论语》、《孝经》、《尔雅》列入经部。宋代又将《孟子》列入，合成十三经。这十三经自然成为我们解读儒家思想的基本文献。当然，荀子既然阐扬了孔子的“外王”之说，并形成后世讲礼制事功、重“春秋大义”的外王之学，虽非“醇乎醇者”，亦是“大醇小疵”，其著作也应归入重要的儒家文献之列。至于记载先秦儒家思想、活动的历史文献如《史记》中的有关篇章等，亦应成为阐释儒家原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获得经典中的儒家思想的原义。要做到梁启超提出的“求真、求博、求通”的三个标准，或胡适所言的“明变”和“求因”。我们首先就遇到了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特殊表达形式。正如前辈学者的分析，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特点：一是简短。没有西方学者逻辑演绎而成的专门哲学著作，多是成熟凝炼的名言隽语。二是无系统性。张岱年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大都是简短的，论纲式的，没有详尽的论证。然而言简意深，其中含有丰富的意蕴。三是主要从殊相到共相。重直觉的了悟总离不开具体殊相。四是含蓄。冯友兰由此引申出他的形而上的“负的方法”。第二层含义是我们是在使用三种界限不清的语言阐释经典。这就是说，我们使用的研究语言是现代汉语。它一方面脱胎于古汉语；一方面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按解释学的说法，是必然处于三个混合的视域中来进行解释，因而常常由于对“前见”的不自觉，而陷入语言的陷阱，造成对经典阐释中的“逆向翻译”，即用现代的或西方的概念对儒家经典的套用或肢解。第三层含义是语言本身所具的局限性。语言背后的意义常常是彰而不显、含糊不清，这固然决定于中国哲学的特殊表达方式，但也是词语本身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生性等语言的特征所决定，正如《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知北游》认为“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晋人还有所谓“不用舌论”。它们都表达了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性和更深刻的东西（道）的难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