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照在办公室里，分外的明亮。

    长势喜人的君子兰摇枝摆叶，躲在办公桌的北角。房间的‘阴’影下，是一红一绿两个暖瓶，以及一个脸盆架一并脸盆。

    在办公室没有独立上下水的年代里，有干净的脸盆和暖瓶，配合人工上下水，差不多就是最豪华的享受了。中南海也不外如是。

    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老冯凭空多了三分气势。

    他对杨锐志在必得，语重心长的道：“我们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受省厅委派，给中央新编教材做补充的，行政级别高配，人员和经费都是优先的。你把这个杨锐借调给我，既让他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两三年后，咱们教材编写完成，论功行赏，怎么也能给人家一个美好前程。你强留他在乡中里头，两年以后，还是老样子，何必呢？”

    赵丹年苦笑：“不是我不给你，是我给不了你。”

    “老赵！我知道你把西堡中学当儿子看，但你不能耽搁别人的儿子，别的事情，你‘插’科打诨的也就罢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老冯的语气忽而严厉，忽而温柔，显是‘摸’准了赵丹年的脾胃，知道怎么和这个老资格的愤青打‘交’道。

    赵丹年无奈的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老冯叹了口气。

    80年代是一个珍视人才，重视人才的年代。

    越是基层，就将人才看的越重。这里面，既有为了部‘门’利益而争夺的情况，亦有许多为了国家珍惜人才的念头。

    虽然在后世许多人看来，“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和“有情饮水饱”一样不靠谱，但在80年代，确实是有无数人身体而力践之的。

    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是有才的象征。后世有许多名人、官员，是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者一封信，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跃升。

    老冯为了说服赵丹年，干脆从书架里取出了多本杂志，一一翻出杨锐的文章，指给赵丹年看。

    他是确实喜欢杨锐写的文章。

    这里面，既有杨锐抄来的论文，也有他半抄半改的文章，更有两三篇，还是纯粹由他本人撰写的。

    做了数年的补习老师，杨锐其实早就有了各种想法和念头，想要写出来，发出去，只是后世的学术期刊腐败而无趣，登载文章不仅不发稿费，还要向著作人收取数百乃至数千元不等的“版面费”，等级稍高一点的，还得托人拉关系乃至于行贿，身为一名‘私’企的年轻人，杨锐对于如此复杂的工程实在有心无力。

    回到80年代，固有的障碍消失，新的障碍尚未诞生，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时代了。

    杨锐也忍不住会在抄写的文章里，加塞两篇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此时人们对高考的研究来说，他的想法和论述，都是相当有价值的，得以刊登，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而在老冯眼里，一下子发出了这么多篇文章的人，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他颇感同情的道：“你要重视起来，哪怕杨锐不理解，你也要理解了以后劝说他，告诉他，现在是改革开放了，时代不同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对了，相反，我们会保护人才，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其实，这位同志应该也是有认识的，你看看，这么多篇文章集中发表，估计也是他多年以来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教育工作，那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给这位同志一个‘交’代。”

    他显然是将杨锐，看成是运动期间，坚持奋斗和学习的知识分子了。

    别看运动结束了好几年，但写成文字的东西，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还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