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民在写字台前那把活动椅上坐下，随便翻看桌上的书，脸向着站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带笑地问道：“近来怎样？听说你又有了新的‘罗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问道：“你读了我写给陈真的信吗？”

    “是，读过了，不过女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吴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个女人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何必一定要打听出来她是谁。我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且这个女人你们是见过的。”

    “我们见过？什么人？这就奇怪了！”陈真惊讶地大声说；“你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张若兰，你不是见过吗？”周如水终于说出了她的名字。“你不是在剑虹家里见过她吗？那一次我也在那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长睫毛，亮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颗黑痣。”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真打断了。陈真猛省地大声说：“啊，原来是她！岂但见过，我和仁民还常常谈起她。人还不错。我看她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

    “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这句话如水听了一定不高兴。”吴仁民在旁边拍手笑起来。

    “不见得罢，”周如水表示不服，开始分辩道。“她的思想和我们的接近。我看她丝毫没有小资产阶级的习惯。”

    “是，我知道了。”陈真忍不住噗嗤一笑。“她一定赞同你的‘土还主义’，一定说都市的文明怎样不好，都市里整天有汽油味，电车上卖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样欺骗，乡下有美丽的风景，有清洁的空气，有朴实的居民，又说大家应该拿起锄头回到田里去。于是你们两个就‘土还’到海滨旅馆来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吴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边又好气又好笑，但是他也忍住了，依旧心平气和地分辩道：“你误会了，‘土还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还不懂得什么是‘土还主义’。”

    陈真的脸色变得严肃了，他认真地说：“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还主义’不过是‘土还主义’罢了。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听他说话，他想这些朋友在思想上是渐渐地跟他分开了。他们是都市主义者，而自己一个却变成“土还主义者”了。他又想起在陈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乡村问题连一个也没有谈到，他完全是对都市里的人说话的，好像以为都市问题一解决，乡村问题也就连带解决了。他觉得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他以为乡村比都市更重要，将来新社会的萌芽就在这里。所有觉悟了的人都应该离开都市，到乡村去工作，去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生产事业，去教导农民，帮助农民。他以为这种办法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他每次说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陈真他们也要非笑他，不是说他的办法太迂远，就是笑他在做梦。他们确实不了解他。

    他想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好像心里有许多话要吐出来，但是看见陈真的挣红了的脸，便不禁想到这个青年把他的生命消耗在什么上面，他是如何不顾性命地努力着，究竟为了什么人。于是他觉得纵然陈真的主张错了，自己也没有权利反对他，因为他是把他的生命牺牲在这上面了，而且是为了别人。最后他对陈真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时还带了关切的眼光看这个朋友，一面说：“你也应该保养身体才是，何必这样容易生气？”

    “他是没有办法的，他那样不顾性命地工作，那样不讲卫生，真不行。我看他也应该找一个女人才好，”吴仁民微笑道。这微笑里面含得有痛惜。

    “那么我把张若兰介绍给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周如水笑着对陈真说，这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