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八年我于伦敦大学获取医学博士学位，接着在内特里学完军医的必修课程然后分派到印度，在索伯兰第五火枪团做了名军医助理。当时，阿富汗第二次战役早已开始。我在孟买登岸后，得知我所属的那个团已经向阿富汗开拔，并且已经通过了各个关口，深入到了敌人的后方。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许多其他情况与我相同的军官一起追了上去，成功而平安地到达了卡达哈尔，在那里找到了我所属的团，立刻开始了我的职责。
不久我又调到巴克郡旅，参加迈旺德战役。那场战争给不少人带来了荣誉和晋升的机会。对我来说，它却是一场灾难。战斗中我被一粒子弹射中，肩胛骨被打碎，伤到了锁骨下面的动脉。勤务兵摩锐把我放在马背上，带回英国阵地，使我免于落到戈吉人的手中。
伤痛加上长期辗转奔波，使我日渐消瘦，弱不禁风，不得不与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到一家后方医院——坡舒耳医院。经过一段时间调养，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我又染上了当地流行的伤寒，昏迷好几个月，奄奄一息。最后我终于清醒过来，逐渐痊愈。但由于身体虚弱，被兵船“爱伦提滋号”遣送回国。这样我在身体极其糟糕的情况下于一个月后到达朴茨茅斯，利用政府给的九个月假调养身体。
我在英国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所以逍遥自在极了。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能有多么快乐，我也就有多么自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然去了伦敦，也就是汇集了大英帝国所有吊儿郎当、游手好闲之徒的那个大粪池。我在湖滨路一家私人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过着无所慰藉、无聊透顶的生活。我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完全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于是濒临窘境。这种经济状况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要么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住到乡下什么地方去，要么必须彻底地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方式。我选择了后一种办法，决定离开这家旅馆，搬到某个朴素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去住。
就在我做出决定的那天，当我站在克里特利安酒巴门口时，有人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认出他是小斯坦弗，在圣巴多罗马医院时他曾在我的手下当过绷带员。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在举目无亲的伦敦城能见到一个朋友真是一件高兴的事。斯坦弗虽然不是我的什么密友，可这时我却热情洋溢地和他打起了招呼，他好像也非常高兴看到我。兴奋之余，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去霍尔伯恩饭店吃午饭，于是我们就坐上马车出发了。
车轮辘辘地驶过伦敦拥挤不堪的街道时，他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之情问道：“华生，你怎么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你现在骨瘦如柴、脸色发青。”
我把我的经历向他简单地描述了一下，话还没有讲完，我们就到达了要去的那家餐厅。
“可怜的家伙！”他听我讲完我的不幸遭遇后，同情地说，“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找住处，”我答道，“看看能不能找到几间既舒适，价格也公道的房间。”
斯坦弗说：“真是巧合，今天也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谁？”
“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伙计。今天早晨还在独自抱怨，说找到了一所相当不错的房子，可就是没有找到和他一起合租的人，靠他一个人负担不了那么高的房租。”
“好极了！”我叫了起来，“如果他真想找个人与他一起合租房子，那我正是他所需要的人。我自己也很喜欢有个人作伴。”
小斯坦弗一面喝着酒，一面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你还不了解歇洛克·福尔摩斯，”他说，“也许你不喜欢和他长期作伴。”
“为什么？他有什么毛病吗？”
“我并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