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商。为此，我先后三次去港，都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归。分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来看我，我都请他代为向周南报告，并问好。

    哪知，我这三次因公务赴港，竟引出意外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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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零年四月，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佘孟孝到京谈话。抵京当天，立即召见，责备他对许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报。说这是根据周南对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周南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许三次到港，“深为诧异”。

    通知佘孟孝立即调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实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报刊发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对台办公室也有电报在先，周南是看到这份电报的。

    佘孟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谈话的人无奈，表示向中央常委汇报后再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谈话，讲：“中央负责人决定，调回的决定不变。”但改变口吻，称是：“正常调动，与周南报告无关。”佘孟孝继续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属正常调动，他到职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员规定，也未到期限。谈话的人便抬出“组织”大帽子，批评佘孟孝态度不好。高压之下，佘孟孝只好顺从。

    佘孟孝原是乔石任组织和书记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乔石不少讲话，都是佘孟孝拟的稿，是个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冤。在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中，引起公愤，认为中央某些人，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组织原则于不顾，颠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有人为佘孟孝不平，去找乔石，乔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为佘说话，无人听，也无法维护，我听后更觉寒心。

    接着，宋平找我“谈话”，见面寒暄几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决定，你回北京居住。”终于明确了，不允许我留在深圳。

    我已经知道，周南向中央某负责人表示，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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