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社长建议我在基本法通过后再调回内地的建议。并决定九零年一月十五日对外公布，周南立即去港接替。jiāng zé mín在讲话中，回应了我对姬鹏飞提出的意见，表示，“许家屯同志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李鹏姗姗来迟，即对我们提的jiāo接建议做了一番否定的、声色俱厉的评论。

    姬鹏飞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

    宣布一个高级干部的调免，召开这样的会议，采取这一形式，领导人持这种态度，在共产党内很不正常，我平生工作调动不少，却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阵势。

    我和周南的任免，党内决定后，照惯例，应有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行公布。可是，异乎寻常，周南到港任职的消息，是由北京新华社在九零年一月十五日的新闻中宣布的，人大常委会对我和周南的任、免事宜，连形式上的讨论都没有；甚至，到现今仍没有见到人大常委会公开的宣布。jiāng zé mín、李鹏他们迫不及待地调我回内地，连表面文章都不顾及了。

    84

    十二月廿五日会议后，我即返港，立即搬出新华分社大楼，让出办公室。同仁们劝我不要如此之急，并说李储文等调回内地，都是宣布半年之后才离港，企望我离职之后也在港多留一些时日，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立即整理行装，转送深圳。我心中有数，江、李yù我早日离开香港，看来已非一日。我退休之愿已达，早离可早脱是非，这是部分关心我的同仁没有想到的。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江、李并不肯就此罢手，还有“下文”在等着我。

    我打算二月九日赴汕头，参加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后，十一日回港，十二日离港去北京，参加基本法草委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想十二日便是我正式离职离港的日期。

    驻港中方机构、社会上知道我退休离港消息后，纷至沓来，要为我设宴饯别。如果接受，不仅时间上不可能，张扬开来，还可能引起北京某些人的反感；接受一部分，又可能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全部婉言谢绝了。几个主要驻港中资机构负责人不答应，一定要有所“表示”，最后妥协，离港前一天，在华润五十楼，聚餐饯别。我只好同意。

    周南二月五日到港，我和副社长们商订扩大春茗酒会，向港人介绍新任新华分社社长，同时向港人告别。办公厅预计人数会超过以往新华分社的国庆酒会，三千人的规模，往常租用的场所可能容不下，便租用了可以容纳四、五千人的国际贸易会议中心的大会堂。酒会举行当天，社会各方人士，大都到会，我在致词时，特别介绍了新社长周南，为周南“祝福”，向香港通报、中外朋友告别，感谢六年多来对香港新华分社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支持。在主礼台上面对会堂中几千双眼睛，我思绪万千，极力控制激动的情绪，祝酒结束，便匆匆避入休息厅。周南曾在北京致电新华分社办公厅，为他起草酒会答辞，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自己动手为他拟稿，因周平时喜欢在讲话中引用古诗，还为他引了两句唐诗，电传当时还在北京的周南，岂知周南来港后只字未用，用的，说是他自己写的稿，讲话中一字未提许某的姓名和离港的事，置酒会的主持人“迎新”词于度外，当场引起与会者诧异。

    对此反常现象，会后，不仅社内同仁问我，“是怎么一回事？”社会上也议论纷纷，不少人打电话，托人问社内同仁，“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我感到这可能不是周南个人的“创作”，背后没有“指示”，他不敢这样放肆。

    二月九日，李嘉诚捐助的汕头大学开学典礼，李嘉诚早就约请我参加。周南这时已到港履新，李嘉诚当时没有表示。我特别向李建议，也请周南参加，李同意了，补发了请帖。我并与周南约好，一同去汕头，一同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