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因他家中有事，我也乘机要他先回南京。

    一切安排妥当，我决定三十日离深圳去港，五月一日“去国”赴美，老朋友已为我买了去洛杉矶的飞机票。

    廿九日晚，与老伴和深圳的女儿们“话别”，她们一点也没有察觉我离别的痛苦心情。我对她们说：“你们以后要自己好好生活了！”她们仍未有意外之感，我又一夜未眠。

    三十日下午七时左右，老伴按原来打算，乘火车回南京去了。我对她谎称：再过两日，将乘民航回宁（南京）。思念及此，实愧疚万分！

    两小时后，我离开深圳，经罗湖桥出境，上了罗湖至九龙的火车。以往过境有多人接送，今天单身排队过海关，曾担心会引起怀疑。过关时，果然为边境警卫人员认出，竟道：“社长回家吗？看来比电视上还年轻啊！”我含笑点头向他问好，顺利出关。

    老朋友在上水（罗湖至九龙火车的第一站），用“房车”接我。因如在九龙下车，有可能被人发现，特商请老朋友亲自驾车，半路接应。

    我离国之后，因新华分社无端怀疑一些香港朋友助我出走，使他们因此受到了连累。这个老朋友在知道我要发表香港回忆录之后，多次询问我出走将如何写，要我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我回答绝不会以怨报德，请他放心。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才可能再揭露大名。老朋友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届时倒希望你把我的小名同你‘去国’之事连上，给我这个凡夫俗子在青史上留下一笔。”我也笑着回答他：谨尊台命，这个谜只好待以后再揭开了。

    当夜，住在老朋友家，我给邓小平、杨尚昆、中共中央写了信，信中，我申述：此次因北京风波，被迫“去国”，是暂时的，还会回来。对外将宣称是“旅游休息”。

    我虽“去国”，但对马克思主义仍具信念；对中国共产党，仍具信念；对邓小平仍尊敬、拥戴。只是对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

    我反映了退休后，李鹏、周南等企图“秋后算账”的事例，因不愿做“梁湘第二”，才痛苦地作此不得已选择。并提出四项保证：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文章、讲话；不接触民运人士。

    最后，我企求中常委某些人，不要株连家属，不要迫我“去国”后再作不愿的选择。

    因没有办法复印，我手写三份，一份寄新华分社转送北京；一份寄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送一位能与北京某高层接触的朋友，请其转北京。

    至美国不几天，听到香港传来讯息：四月三十日下午八时三十分左右，在我离开深圳到香港后，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奉命到我深圳住地，转达中共中央的电令，要我立即赴北京。秦是在我离开住地两小时后到达的，见我不在，一直坐等至深夜，而后开始紧张地到处打电话询问搜寻。这一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美国西部时间五月一日九时廿五分，飞机准时抵达旧金山机场。陆铿和崔蓉芝已在机场等候，陆铿并随即陪同飞往洛杉矶，我就此做了星云大师的客人。他们热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使我十分感激。

    到洛杉矶后，我即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马毓真联系，随即在西来寺见了面，我面告了“去国”的原因，复述了四项保证。马毓真则已奉命劝我回国，提出保证，回国不会“有事”。我谢了他的好意。不久，中国驻美大使朱启桢又奉命来洛杉矶见我，进一步劝我回国，保证回国后“无事”。我能相信回国后无事吗？我回答朱启桢，我暂不回去，会遵守四项承诺，请转告北京放心。也对北京的“保证”表示了态度：“李鹏当政，谁能保证？即使李鹏不搞，有人起哄，谁能保证得了？”

    这期间，我先后三次主动约见驻洛杉矶总领事、副总领事。朱启桢是奉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