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信心，我做胡应湘工作，他说早就有此愿望。谈及与广东省协调方面有一些困难，我表示愿去广州为之奔走。我即去了广州，找省长叶选平商量，叶首肯予以支持。过去，赵紫阳对胡在内地进行电厂、高速公路投资是支持的，但李鹏有异议。因此，当我动员胡应湘去北京见李鹏时，他立即答应了，并同意见报公开。看来，胡是想乘此改善与李鹏的关系。我即发电给北京，要求李鹏接见。连发两电，不见答复，便第三次电催答复。李后旋来电话说，李鹏秘书告诉港澳办：“首长不见胡。”问什么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难受，一个大国总理，心胸如此狭窄！怎样向胡应湘jiāo代呢？只能托人违心地告诉他：“北京尚未答复。”

    六四后，李鹏、鲁平接见汇丰董事长蒲伟士，蒲伟士一方面表示对香港有信心，一方面又告诉他们，汇丰要“改组”，要把总部迁到lún敦去。对行将撤退的打算，进行试探。

    李鹏可能出于不了解情况，毫无警惕地表示“赞赏”，熟悉情况的鲁平，竟然也没有起应有的“参谋”作用，作任何“补救”。 蒲伟士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港后，立即展开其预定的撤退行动，最终宣布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将总部迁至lún敦，完成其所谓“改组”的计谋。

    香港有舆论指出，汇丰领导层对汇丰的“改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继续在港以及大陆进行商业活动，又避免了九七后，中国或香港本地可能发生的因素，影响对汇丰领导权的“失控”。此评论一针见血。

    汇丰的章程规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过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占百分之五、六十，但董事会成员不由占股多少来确定。董事长按章程应有董事会选出，但实际知情者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幕后实际由谁来“拍板”董事、董事长人选，外界不知道。我在港时，虽然作过调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统治期间，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为时不多了。九七后，会不会出现港人股东要求修改章程，由股东占股多少选出董事会董事，再经董事会选出董事长？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蒲伟士对汇丰的“改组”，使英国人成了大股东，香港汇丰成了lún敦汇丰的“子”公司，一劳永逸了。中英在策略运用上的智愚立见分晓。

    在中英另一次较量中，英方又胜，中方不但损害了自己，更损害了包玉刚。我也在这一战役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赵紫阳曾提出，在大陆或香港，成立一个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取外界经验。“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设想下，并在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创办的。开始时，曹光彪吹嘘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非英资，不符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这样，我才出面，请包玉刚出主“港龙”董事长，占大股。包玉刚连同曹光彪之子（英籍），两者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龙”成立后却得不到中国民航的支持，业务开展不顺利，为此，我几次去北京，并曾与当时分管民航的副总理李鹏开会研究，支持“港龙”开展内地业务。“港龙”经营几年，连年亏损。其间，国泰航空曾与包玉刚接触，考虑相互换股，实际上将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包玉刚征求我意见，我不便公然反对，建议他考虑中国民航的反应，包玉刚立即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在这之后，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购进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这一举动，荣智健事先没有告诉新华分社，我估计他至少得到李鹏批准，王震赞同的。此事，对包玉刚刺激不小，事后才知道，包当初考虑与国泰换股，国泰允许包进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