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他们回港后，公开向社会推荐。

    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政制方案问题，大家同意李后的意见，以“新综合方案”为基础，协调各方意见，拟定方案，在最后一次草委会上提出表决。在直选议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会议上确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据此，不仅要在香港社会上进行工作，还需与英方协商。

    为了配合推出“新综合方案”，我于八九年国庆香港筹委会开会时，讲了一次话，呼吁各界和谐、合作，固然是希望缓和政制政论，也希望多少宽解一点六四后港人对中方的对立心态。原来就估计作用有限，讲话之后，政制方案的政论，仍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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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将通过后的草案，送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历经四年八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后一道工作程序，看来多数草委怀着严肃多于欢欣的心情与会的。

    这时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和港澳工委书记的职务。港澳办召开的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我已不参加了。有关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会议开始，我主动去见姬鹏飞，他告诉我，政制方面和英国的jiāo涉还未达成协议，估计在会议表决前会有结果。姬鹏飞要求我在表决政制方案时，先找霍英东、李嘉诚、黄丽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大会草拟的方案，使得争议最大的分组计票条文，能保证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获得通过。我向姬鹏飞表示，尽力而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中英争执焦点主要集中于立法会九一年的直选议席，英方坚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后来又退为二十四席；中方坚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会人数不超过六十人，直选议员不超过三成）。争执之二：中英双方关于九七年后，立法会、行政长官，经直选产生的时间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协议不成，将会单方面行动，中方又提出“衔接”，予以反击。本来在“本子风波”后基本上已获得解决的问题，又成为争执的热点。

    据我所知，“衔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进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国的方案与进度，须与九七后特区政府按基本法规定的方案相“衔接”。当时在中英双方协议过程中，不仅讨论了立法会的“衔接”问题，而且涉及公务员的“衔接”，以及首任行政长官的问题。英方实际承诺了政制方案和执行的进度，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也承诺：港英政府公务员除少数外籍高官外，九七后特区政府全部留用；双方还jiāo换了关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见习”、“熟悉港英政府情况及运作”等问题。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设副港督，由中方认可的港人担任，九七年后，出任行政长官的设想，中方则认为，首任特区行政长官，由英国的副港督担任，有碍观感，不能考虑。双方虽未能达成具体共识，有所承诺，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jiāo换意见的“默契”。

    表决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关于“衔接”的争执，涉及哪些内容，因我已离职，仅知姬鹏飞告诉我的，是直选立法会议员的议席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外相韩达德访港公开承诺，香港的代议政制发展必须与九七后的政制衔接，并说英国不能单方面决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与中国商讨，这说明关于衔接问题，双方已经原则上解决。可是，会议开始前一天，李后、鲁平公开说，基本法中有关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后定稿，还要等待中英协商，公开暴露了基本法关于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协议，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舆论讽刺草委是橡皮图章。

    十四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