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fǎn gòng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fǎn gòng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极不策略。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fǎn gòng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第十五章 中英关系的新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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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后，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恶化，中英关系也恶化了。中英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英关系又进入了低潮，结束了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短暂的合作期。

    英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政策，英国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外jiāo接触，也片面中断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一切磋商，几乎完全停顿。英政府对社会群众的爱国运动，采取支持的策略，这样不仅可取得广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恶化中国的形象，削弱市民对中国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影响香港的治安，以致无法控制，引起中国的jiāo涉和干预。六四后，他们处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对市民的爱国活动给予便利，例如开放跑马场让群众集会，这是开了以后从未有过的先例。另一方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