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发出电报，告知这件事。姬鹏飞一直没有复电，后来他当面问我：“你请他们去新疆干什么？”我回答他：“他们有此愿望，我为了增进友谊。”他虽没有再说什么，显然是次不愉快的回答。

    在我陪同下，三个国家的总领事，还是参观访问了新疆。新疆自治区政府王恩茂等领导人热情接待，参观了乌鲁木齐等几个城市及名胜，听了自治区政府的介绍。王恩茂等对我表示感谢，他们在全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新疆与外界缺少jiāo往机遇，感到为难。三国总领事能来参观，正合他们的愿望。自然，三国总领事也很高兴能够访问新疆，回港后，宴请纪绍祥表示感谢。

    不久，外jiāo部下达通知，以后新华分社邀请香港驻外使节进大陆参观访问，必须事先报告批准。纪绍祥向我表示，是他“闯的祸”，外jiāo部这个规定，实际是批评。他感到对我不起。我安慰他：“不要放在心上，这完全是为了工作。”纪问：“以后怎么办？”我说：“照请，你们可以先请示，如果不批准，我来讲话。”

    纪绍祥可能既想做工作，继续邀请一些驻港外jiāo使馆人员进内地参观，以联络感情，广jiāo朋友，又担心使我为难，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组织驻港外jiāo使馆人员参加赴内地的旅游团，或自己组旅游团，可以不需外jiāo部批准；新华分社外事部一样可以派人陪同，并通知内地有关方面配合招待。我支持他这个想法，以后便运用开了，获得驻港外jiāo使馆人员及内地有关党政部门好感。

    那几年，外国人士进入内地的还不多，到边疆更不易，外jiāo人员需要多了解内地、边疆情况，边疆党政部门需要多接触外界、外国人士，为当地的改革开放多找一些机遇，新华分社采取的做法，一举三得，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他们双方的需要，新华分社本身也多jiāo了一些朋友。如果说，因为担心外国外jiāo人员因此搞到一些情报，而不让他们进入内地，那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驻香港的外jiāo使团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jiāo关系。由于双方或单方的需要，香港就成为秘密、非正式接触的场所，新华分社便扮演这种接触的角色。

    例如以色列驻香港领事馆，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和新华分社外事部保持接触。以色列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jiāo关系，他们通过新华分社，向中国政府表达愿望和某些建议，新华分社外事部经外jiāo部授权，有时由部长，有时由副部长出面，和以色列驻港领事接触，按外jiāo部的jiāo代，回覆他们。这种接触，一直都是以色列主动的。

    南韩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积极争取与中国发展公开的经贸关系。那时，他们已秘密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活动。经外jiāo部同意，我们让不少南韩商人，以至某些较低级的南韩官员，经香港进入大陆（在香港办入境签证）。南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看来负有这方面的任务，许多公开场合，他们的总领事都有意识地接触新华分社人员。我们采不主动，不回避原则。在一次酒会上，韩国总领事专门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问好，给我名片，并向我索取名片。我是不带名片的，只好对他讲：“对不起，我没有带名片。”他笑着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中韩双方也通过香港解决一些事情。卓长仁劫机到南韩的事件，国务院电香港新华分社直接联系南韩驻港总领事馆，了解南韩政府的态度。南韩政府通过总领事，很快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商谈妥善解决。国务院即派外jiāo部和中国民航总局的有关人员到香港与南韩代表会谈，达成协议后，才正式派代表公开去汉城，接回被劫持的飞机和乘客，解决了这一事件。

    还有一次军人驾机外逃南韩的事件，双方也通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