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才作出限制。

    蒋经国去世之前，台湾逐步开放，对大陆的态度，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台湾商人开始通过香港到内地经商，还有一些到内地投资，台湾人民回大陆探亲也逐步开放。当时台湾有些关系人，直接或间接地向香港新华分社、向我提要求，希望我们能影响港英政府，使他们经香港去大陆时，香港的签证可以办得快一点；并要求放宽台湾官方人士进出香港的限制，希望大陆施加影响。

    我考虑形势发展确有此必要，也征得姬鹏飞同意，就在一次与港督卫奕信面会时，提出这个问题，建议他考虑港府对台湾往来人员的签证尺度放宽一些，速度快一些。卫奕信反问我：“是不是也包括他们的官方人士？”我回答说：“假如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反对。”以后我观察，香港政府的做法，的确放宽了许多。

    经香港《明报》查良镛介绍，我与台湾号称“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会面。他是台湾较有名气的人物。

    查良镛喜欢下围棋，他将大陆的围棋国手陈祖德请来香港，在他家里教围棋，并把沈君山也请来了。查知道我也喜欢下围棋，就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下棋”，同时告知沈君山在，征求我意见，有无兴趣会会此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在太平山查良镛家里，欣赏了陈祖德的弈局，我并和查良镛对弈了一局。

    饭后，我和沈君山作了一次融洽的jiāo谈。沈君山说道台湾有个青年篮球队，到日本参加亚洲地区比赛，由于使用“中华台北”的名称，遭到大陆反对，未能参加比赛，青年人很丧气地返回台湾。他说，北京为何坚持用“中国台北”，而不能接受用“中华台北”呢？在英文里，中华、中国是同一个字，一样的意思，外国人不能理解两岸的中国人在争些什么？沈君山说，他主张统一要水到渠成，先从文化体育着手，先把文化体育上可能障碍统一的渠道疏通。现在，中华、中国成为障碍之一，能否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我感到这个说法有道理，答应向北京反映。回来后，我立即向北京反映了这个意见。不久，国家体委同意台湾可以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比赛，解除了为一字之差所造成的障碍。

    台湾在香港负责文教事务的黄也白，是我江苏如皋的同乡，主动透过关系找副社长祁锋，表示希望能与我见面，请我看电影。后来知道是放映台湾拍摄的“八百壮士”，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的。我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请祁锋与对方进一步约定时间，并向北京发电报备案。

    到了约定时间前一天，黄也白突然通知说，他有事不能陪我，由另外的人陪我看。我估计可能他们的上层有不同意见。于是，决定由祁锋去看。

    当时，guó mín dǎng在港机关的上层人士不敢见我，黄也白敢主动见我，我开始以为guó mín dǎng的在港工作方针有了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估计不对，这次可能是黄也白的个人行动。

    我们在发出国庆酒会请帖时，工委讨论是否对guó mín dǎng在港机构负责人发请帖，因为以前从未发过。我主张发，估计他们不会来，不过我们发出邀请，表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他们能来最好，不能来，我们已经表明态度了。共发出十几份请帖，包括guó mín dǎng在港的党部负责人陈志辉，党报负责人曾恩波等；多数没有回应，少数请人带信表示谢意。

    还有一些guó mín dǎng派出机构的人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私下请人带信，送小礼物给我，表示愿意同我建立联系；某些事情他们请我帮忙，我也帮了一些。这些人的情况，这里就不叙述了。

    香港一位华人资本家与guó mín dǎng一些党政高层人士有jiāo往，为了争取这位资本家，征得中央同意，我把与他有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