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而且香港的信息灵通，在香港及时了解台湾比内地便利。当时已经看到蒋家从大陆带去的力量，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发展台湾关系，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陆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势力。可以通过香港工作关系，来寻求突破，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台湾很多，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等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寻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沟通，如此发展，不排除将来的国共和谈，在香港先谈起来的可能xìng。

    我把这个设想向杨尚昆、赵紫阳当面讲了，他们两人都表赞同。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两次请我去参加，并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后来我联系到一些台湾的上层关系，杨尚昆、杨思德一再jiāo代我，要我单独同他们联系，不要告诉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后，杨尚昆还jiāo代不要告诉周南。

    香港的对台领导小组，由我负责，我是组长，开始时副组长为李储文，李退休后，改由郑华接任，时间较长。佘孟孝调到香港后，副组长又换成佘孟孝。这个组织成立之初，设想的工作方针是开辟香港当地亲台势力的工作，然后寻求对台工作的突破，重点放在上层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调查研究台湾的最新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时机，采取对策。

    我们对台高层关系的争取工作，有所进展，说起来多是一些商人、学者牵的线。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负责人曾经是国家干部，我们给他不少支持，使其业务有所发展，他乘做台湾生意之便，进入台湾，同台湾一些人士建立了联系，接触到一些中层官员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级官员与将领。

    一些做学问的人，也在进行政治活动，比如一位任教美国的华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经到了北京，见过邓小平。此人传话并非义务，通过香港我们的一个私人名义开的公司，帮助他研究经费。

    几年来，我直接、间接接触了台湾上层一些人物，或他们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联系的多，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多一条将来可用之道”，能谈及实质问题的仅是个别的。为不影响台湾当前政局，具体情况待以后适当时候，再考虑是否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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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亲台人士，不论上层或基层，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是fǎn gòng的，其中绝大部分惧共，不赞同共产主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把周恩来提到“求大同，存小异”的统战方针，改了一个字，改成“求大同，存大异”，作为我们对在港的亲台人士进行工作的方针，也是我们对惧共的相当多的香港人进行工作的方针。

    这个方针，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爱国爱香港统一战线方针的补充。求大同的具体表现是，爱国爱港，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存大异”，可以不赞同社会主义、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我们利用中国传统中秋节是合家团聚赏月的日子，举行一个宴会，宴请各方面愿意接近我们，关系较好的亲台人士几十人，象征一家人似的聚会在一起，席间，我致祝酒辞，宣布了两点：一是“求大同，存大异”的方针，二是希望九七后，台湾势力不会撤出香港。据说，宴会内外亲台人士多表满意。

    同香港亲台上层人士的关系，第一个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业界巨子邵逸夫。

    香港无线电视台，通过副总经理出面同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接触，提出希望我能去参观电视台的邀请，我立即接受。但我没想到，参观那天，邵逸夫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无线电视台的著名艺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参加接待，参观过程中，他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同，热情介绍，中间还设午宴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