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界是内地传统的说法，在香港包括了传播媒介和演艺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负责人并未专门jiāo代舆论工作的问题，但我了解情况之后，感到需用比较大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要争取人心，提高港人对“一国两制”、国内改革开放的信心，必须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传播界的工作，传媒天天同群众“见面”，能起潜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强本身阵地，做好传媒统战工作，逐步改变舆论上劣势的状态，成为当务之急。

    我让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邀请这几家报纸的负责人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报纸工作的意见，这些“老总”们确实提了不少意见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据当时对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报纸今后的工作方针概括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认为，在香港社会什么都是商品，报纸当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看报纸与否，是个人的事，八三年报纸每份港币一元，订报的人少，大多是到报摊零买，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为了要看社会消息，经济、金融信息，还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个专栏或副刊，也有人专看马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从过去对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比较关注，报纸政论也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地发展起来。所以香港报纸是提供各类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于内地。

    在内地，所有的企业、机关都列有预算必须订《人民日报》，吃的是“大锅饭”，销售可达几百万份。有一段时期，《人民日报》是机关、学校、企业的“学习材料”，更非订不可，无可选择。地方xìng的报纸亦如此，比如江苏的《新华日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江苏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也都规定必须订阅。真正个人出钱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会，办报要销路广，适合不同兴趣的读者，必须内容多元化。报纸能让读者看到他们需要的内容，才会有人花钱买报看，也才可能让他们同时看到有关中国的消息、政治情况的报导、社论等等，产生一定效果。

    报社老总们向我提到新闻“吃小灶”的问题。有些信息在国内来讲需要保密，或需经一定时期，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表的，可否提前让香港“左派”报纸先发表？特别是对《大公报》、《文汇报》能否如此？

    当然，香港新华分社决定不了这件事，我答应向中央反映。事后，我向胡耀邦、胡启立反映，他们原则上都赞成；胡启立表示，中央一些会议的文件，准备发表的，可以让香港先发表，还专门jiāo代中宣部与新华通讯社研究如何落实。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有回应。

    《文汇报》还提出，有些新闻过去规定不能刊登，能否改为“客观”报导？因为事情已经发生，香港其他报纸都已刊登，我们视若不见，不予报导，形象不佳。不如简要报导，给人实事求是的形象。我们原则上同意了。后来国内有军机飞台湾，就开了禁令，首次在“左派”报上出现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讲话，强调报刊是党的喉舌和工具。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一些人对香港宣传工作有议论，有人提出要在香港办一张《人民日报》类型的党报，或由《文汇报》或《大公报》来担任这种角色。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香港办报纸要有人拿钱买。现在《大公》、《文汇报》的读者已经很有限，一旦办成党报，恐怕买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见。书记处分管常务的习仲勋、胡启立不再坚持，那些人以后也没有再提办党报的事情。但胡乔木、邓力群他们后来换了个提法：要求建立《大公报》和《文汇报》在港人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