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仍然很少，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经常在香港或深圳组织一些研讨会，听取各方面对国内改革开放的意见，这里我想介绍两位热心将香港经验向国内推广的人士。一是罗桂祥，他在八八年提出有关商业改革的建议：发展民营，改变国家垄断商业批发、零售的情况，换言之，商业流通由国家独家经营，改为多种经济成分来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罗桂祥的建议书里还概括介绍了国内外商业发展的情况。

    我看了罗桂祥的建议，立即直接送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邓小平看了建议，很快就批示：（大意）这是一个很大胆、很好的建议，要赵紫阳研究。赵紫阳即批给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要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过后，我去找刘毅询问研究结果，他说，其他意见都很好，就是开放私商经营批发业务，还不能同意。因为我同刘毅比较熟，互相谈得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小平都认为大胆，大胆就在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经营。”我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方案。以后我看商业部门实际上也逐步开放批发业务给私商。可以说，外面的信息和改革建议对内地起作用，香港是有贡献的。

    还有一位是查济民。他在八九年，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两个重要建议。一是在广东、广西，搞一个开放的大特区，采用香港的经验和法律来开发和建设。二是建议在上海、福建及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采用台湾的经验和法律，建设另一个经济特区。他提出一个方针xìng的意见，就是经济改革迈大步，政治改革走小步。

    我对查济民的这一建议很感兴趣。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我向他建议，将采用香港和台湾法律的提法修改一下，便于国内易于接受，尽可能减少误解。

    查济民的建议书是“六四”以前提出的，我提出了上述意见后，他拿回去修改。“六四”之后，又jiāo给了我。那时送中央已不是时机，但我还是决定往上送，果然遭到jiāng zé mín、李鹏的批评。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接受，仍然送去，是因为这样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希望邓小平能看到，有所考虑。

    我在八七年调查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发展情况时，感觉如果香港经验同内地结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广东省顺德县有一个小厂，生产结合灯具的吊式电扇，专销美国。工厂向我们介绍，美国人喜欢这种电扇，因为既可调节空气，又可作为室内装饰。这家工厂与香港合营，港商把美国市场需要的式样了解清楚，向工厂提供样品与设计，他在接受订单时，可以做到依据美国客户需求，立即修改设计。一个电传，当天即通知工厂。工厂马上可以改出来，以最短时间jiāo货。内地工厂一般对外面市场要求不清楚，有时虽知道货不对路，但要及时了解，及时更改，就很困难，香港商人起了灵活反应的作用。

    这使我得到很大启发。内地工厂由计划生产转为市场生产，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香港商人可以起很好很重要作用。有些工厂某些零件、设备，中方自己搞进口，要经过层层报批及相当繁杂的手续才能解决，而且外汇也很紧张。现在同香港商人结合之后，他们可以及时把需要的设备、材料送到国内，往往随着样品、图纸之后就解决了问题。

    香港商人纷纷到珠江三角洲、深圳设厂，或利用内地原有工厂加工产品，或来料生产香港设计的产品，港商在这种“前店后坊”的形式中，起了生产经营组织的中介作用，内地的产品向外面去，外面的资金、人才、技术进来，通过香港的商人在起作用，也可以讲是香港经验在起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内地可以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很快学到香港的生产经营经验。这个作用应该充分地发挥。

    外面的资金到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始终占第一位，香港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