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

    由于这两家大公司的“整顿”，都是国务院直接调查处理的，尽管工委将各界反应向北京做了反映，但国务院并无下文。

    在香港进行经商活动的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的近二百人。我让乔宗淮经常同他们联系，对他们做些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出事，否则，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乔宗淮也曾因一些人同我见面，我向他们表示，我会尽可能支持他们正当的经商活动，希望他们遵守香港市场的法规，能够公私分明。确有不少高干子弟能做到这点，反映最好、作风正派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仲翔；反映最不好的，一是某人的女婿，一是某工资，两人都公私不分，发了大财，生活奢侈。一个已移民澳洲，中央决定调他回内地，但他已事先移民走了。一个仍在香港继续发财。工委拿不到证据，又无法调查，反映也引不起重视，真是无奈。

    新华分社下属的鑫隆公司，最初的负责人是薛文林，他当时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北京总行要他退休，我出面借用，留在香港，让他担任鑫隆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文林曾任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负责人，对新加坡很熟悉。他到任鑫隆之后，与新加坡一商人合作成立公司，经营皮革、yào材，上了人家的当。他使用一个从上海调来的干部，竟然在对方商人没有jiāo货的情况下，就开出信用证，付出二百万美金。

    调查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共谋的骗局。这个上海干部的老婆与那个商人合作搞了个公司，但又查不出证据。

    鑫隆公司在八七年股灾中，经营股票又损失近千万港元。连同被骗的损失，共计亏损一千多万美元，即一亿多港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换公司领导人，由澳门分工委书记周鼎，介绍原深圳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孙海峰代替薛文林。

    新华分社具体分管鑫隆公司业务的是副社长郑华。他常过问具体业务，也丧失了一些机会，例如还在薛文林负责鑫隆公司时，香港普庆戏院地段，业主准备脱手，开价两亿多港币，探鑫隆的意愿。由于普庆是放映电影的重要据点之一，薛文林很想买下，文教部也很积极，他们找郑华。郑华就在开会时提出来讨论。我虽然赞成此事，但看郑华没有表态，为了照顾他的威信，我就讲：“具体业务是你们董事长、总经理的事，不要讨论了，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好了。”

    会后两个月，我从报上看到，才知道他们没有买，失去一个机会。

    中资机构在香港的改革发展，固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业务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营管理的经验，并认识、团结了一批朋友。

    第十章 香港经验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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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奇等人主编的《香港概论》第一册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这就是“香港现象”。书中对香港经济高度发展的特点一一列举，并进行概括。我想有兴趣者，不妨找这本书一阅。

    香港面积很小，港岛、九龙、新界合起来，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也很贫乏，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四十余年间，香港由一个贫穷的殖民地城市，发展成世界著名的金融、贸易、运输、信息和旅游中心，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国际大都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现在香港富甲一方。几年前，《信报》林行止先生就曾讲：“按总的财富计算，香港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现在恐怕已是大大超过了。不管按中国的统计，还是西方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