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试产，证实有效后，大力推广。后来做到每县一厂。因为设备本省可以制造，投资本县可以自筹，技术本县可以培训满足；与建中型、大型化肥比较，投资小、收效快，特别是地方可以自办，不需要等国家拨款批准。浙江、山东来到江苏参观后，回去也大建起“小化肥”厂。

    增产粮，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是首要大事。在江苏江南太湖地区，我六十年代分管农业时期，大力提倡种双季稻。即一年三季（造），种两造稻，一造麦或油菜。当时，有反对意见，认为种双季稻用种多，用肥多，用工多，实际产量“明增暗减，得不偿失”。确实有些农民反映：“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即种三季（造），每季收三百斤，不如种两季，每季收五百斤核算。事实是，太湖地区，当时对粮油生产精耕细作水平已很高，对粮食作物栽培水平也有独特创造，一年三造，已达年产良一千三、五百斤，还出现了年产一吨（两千斤）的“吨粮田”。社队工业的兴起，更实行“以工补农”，将工业的利润，不同农业的成本和纯种粮食农民的收益，使其不低于，有些高于从事工、企业的农民的收益。

    《陈云文集》中，六一年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和“为什么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批评我的。江苏几个老人也反对种双季稻，他们对我坚持种双季稻，在陈云处告了状。还向一部分江苏干部“传达”了陈云对我的批评。江苏省委两次改组，在中央常委做了决定之后，均为几个反对我的老人，凭陈云的“放话”，即指示，推翻重来，他们在陈云处“告状”生效，至少因为在这两件事上，我是没有听陈云的。

    八五年，我去北京述职，顺道又回江苏。在宾馆碰到陈云的老秘书王某，他奉陈云指示，来江苏视察社、队工业（现称乡镇工业）。他告诉陪同他视察的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朱通华说，他是再次奉陈云指示来视察社、队工业的。（上次他来，是陈云和我讲话之前。）并说：陈云那次向我“作检讨”，主要是指我对社、队工业的实践。朱通华追问，陈云怎么会“作检讨”，王某便将陈云对我讲的话复述一遍。

    朱通华将话写在记事簿上，并给我看。为我高兴。我们两人同时说：“陈云同志真了不起！”

    我们敬佩他在事实面前，肯认错的态度，特别是能主动向“下级”认错的精神。

    我曾想，陈云和máo zé dōng如果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他们可能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会不一样，主张会有所改变。根据是，他们对事务，特别是对经济事务的唯物态度。他们政治观念上的保守，限制了他们的行动。máo zé dōng不到西方世界看看，陈云深圳特区、广东都不肯到。

    真是大悲剧！

    面对中资在香港的实际情况，我是不赞同陈云意见的，我主张中资在香港，学习香港商人，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生意的。记得我初到香港不久，外贸部长李强出国经过香港，视察华润公司，这是他外贸部的直属机构。我们是同乡、老朋友。他年近七十，身体好，喜欢吃冰糖炖蹄膀，白烧的，一次能吃三至四市斤，真的很吓人。他在江苏时，见面就向我要蹄膀吃。这次到香港，不改旧习，我找江苏来的厨司专门做了，给他解馋。席间闲话，说道香港商人做股票、黄金，赚得满盘满钵，我们只会老办法做生意，不懂得“投机倒把”，国家发不了财。李强神秘地说：“谁说我们不会‘投机倒把’，我就搞过‘投机倒把’！一次炒黄金，为国家赚了六千万！”我们相视哈哈大笑。

    对会议发给大家讨论的文件，与会单位几乎一致有意见，但会议主持人根本听不进。会议结束后，我去见赵紫阳。

    赵紫阳在中南海的家中见我。那是一间约三、四十平方米的“书房”，几重书架，放满了古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