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垄断起家和发展，最典型的是汇丰。

    汇丰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香港政府它享受中央银行的某些特权，可以印发钞票，是港英政府的金库、出纳，并且替港英政府监督管理金融机构，负责香港银行的结算，因而取得了并了解香港其他银行的业务情况。汇丰是香港银行公会的主席，他的董事会主席几乎都是行政司的当然议员，在港府制定香港金融、经济政策时，汇丰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港人谑称汇丰董事长是香港三总督之一，可见汇丰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汇丰董事会里的理事、董事几乎都是英国人，董事会主席按会章由董事会推选产生，实际上究竟由谁来决定，是港英政府？还是lún敦某一机构？我们一直没摸清楚。我曾亲自请教过曾任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的包玉刚，他也不清楚。据汇丰一位老职员提供的资料，他认为汇丰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董事会主席、总经理等五、六个英国人手中。

    中国要收回香港，汇丰会做何反应，是我们需要预为研判的。我曾在八三年底，组织香港新华分社经济部和调研室成立专门小组，对汇丰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一万多字的报告，总的看法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汇丰从中国内地撤出时受损很大，余悸犹存，汇丰在九七前，可能要撤出香港。但也不一定会全部撤离。它们会视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情况，决定未来是大部分或一部分撤走。

    这一看法，与香港中国银行负责人不同，他们认为：“只要香港有钱赚，汇丰不会撤走。”北京港澳办、外jiāo部、中国银行总行也赞同此种看法。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

    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季辛吉）访问北京，传递当时英国首先戴卓尔夫人托他带给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口讯”：“汇丰准备同英国莱斯银行合并。戴卓尔夫人表示，这不是英国政府的意见，而是汇丰商业上的决定，汇丰希望把业务扩大到欧洲去，因此要把总部搬去英国。同莱斯合并后，银行总部将设在lún敦。”

    这实际是汇丰以合并为名，行撤离之实，证实了港澳工委以前的看法。在姬鹏飞主持的讨论对策会议上，大家共同的意见是，不能同意汇丰这个决定。

    国务院把这个讯息告诉了基辛格，请他转告英国。这之后，汇丰放弃合并莱斯的打算，只收购莱斯一部分股票。

    但在“六四”之后，汇丰进一步收购莱斯股份，并把总部迁到lún敦，终究还是实现了它的撤退部署。以汇丰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把总部撤出香港，显示它对中国的政策无信心，影响香港市民的心理。不过汇丰的业务不可能完全撤出香港和中国，它的盈利主要是在香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也有了新的发展。

    汇丰撤出之前，港英政府已把汇丰中央银行职权如金融管理逐步转移，另外成立新机构来执行，可见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撤退部署，直到“六四”以后，汇丰才公开撤出行动。

    对汇丰会否撤走的估计虽然不同，港澳工委仍采取同汇丰密切合作、积极配合的态度，设法增强汇丰的信心。同前后任沈弼、蒲伟士经常接触，合作挽救香港股市、处理香港华资中小银行危机。在制订基本法时，为了拖住汇丰，也确定了香港特区政府不设中央银行，“九七”后仍然保留汇丰某些中央银行的职权，继续由它发钞，中国银行参加等方针。

    汇丰进入内地后，有一次蒲伟士告诉我，他们在内地有些坏账，收不回来，并举了一些例子。我听后，立即答应帮助他们，要他把坏账的项目、情况相告，我们帮他去向内地jiāo涉。后来经过jiāo涉，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不能解决，我把jiāo涉的情况告诉他，让他了解和放心。这些工作，对拖住汇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

    北京同我们在认识上不一致，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