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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决定,要你在香港继续工作一段。”我表示,按自己现在的想法,不想再工作下去;中央的决定我服从,我想只工作到十三大(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八七年底召开)。

    赵紫阳听后一愣,没有再说什么,他问我:“你同姬鹏飞不是老同事吗?为什么关系搞不好呢?”我没有答复,只是笑了笑。

    我对赵紫阳讲,到现在为止,中央组织部没有派第二把手,我没有得力助手,工作有困难,同时,也需要有一个接班的人。耀邦曾经表示考虑过几个人,后来又说不行,希望中央进一步再考虑。我还要求:工委的领导班子要再调整一下。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与姬鹏飞商量具体的人事安排,再告诉中央组织部,并要我回香港之前,同姬鹏飞谈一谈。前后也只是谈了十几分钟。

    谈话后,我即去见姬鹏飞,告诉他赵同我谈话的内容。看起来,赵同姬也是谈了这些内容,因为他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姬鹏飞听到我讲,在人事调整问题上,赵要我同他商量时,很感动地说:“赵紫阳一贯是尊重人的”,表示很满意,我征求他意见,让李储文退休,他立即同意了。

    我和李储文共事三年多,一开始对他极为信任,极为重用,几乎言听计从;对他的工作,我也全力给予支持。

    不久新华社外事部有人向我反映,李储文在私下批评我,甚至说,李可能想当社长。我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吴学谦数次出国访问,途经香港,李储文都不告诉我,迳自去机场迎接,并陪送到深圳,不让我接触,我未曾怀疑,因为李储文分工管外事,吴学谦是他业务上的顶头上司,不和我打招呼,只以为是他的疏忽。

    后来,曾在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告诉我,他以前在上海是个“两面派”,见风使舵,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赵行志,同李在地下党时期就一起工作,关系很好。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彭冲主持上海市委,李在这一时期观点同市委与赵行志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到什么地方都ròu麻地吹捧赵行志。可是批判华国锋士气,中央派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主持上海市委,他们发动批判苏振华、彭冲为首的上海市委,李储文立刻应声转向,反过来公开批苏、彭、赵。上海的老同志称他为典型的“风派”。

    他们警告我:“你要小心!”我还将信将疑。

    共事一年多之后,我发现李储文比较专长具体事务;但做领导,进行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并不适应。自己做可以,调动广大干部一起做不行。我想,这可能是与他以前长期在宗教界工作、经验狭窄有关,我曾数次要求他拿出一个他所分管的统战、宗教工作的规划,迟迟拿不出来,使我深感他缺乏负责全面工作的能力和经验。

    李储文在社会上反映大致还好,也有负面反映。guó mín dǎng政府时代,李储文在上海徐家汇教堂当牧师,曾为现在香港事业发达的“上海帮“的某些人士或子女洗礼。这些人士私下一轮:共产党太可怕,李储文表里不一、深不可测。

    李储文在机关内的反映比在社会上的差。他分管的几个部门曾反映:他工作不放手,对下属不信任,只信任他从上海调来的那几个人,而且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我只当个人气质、修养看待。

    他从上海调人来,事先没向我打招呼,调来后,也不告诉我;后来参加会议,我看到有不认识的人,询问以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负责台湾工作,对一些台湾、美国的秘密关系不告诉我,只讲这些关系的代号;与他们接触事先不讲,事后也不告诉我结果,直到要向中央发报,需要我签名时,我才有机会知道。这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不管多么重要的关系,都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样信任我,派我在香港负全责,除非中央有讲许某人不可信,不要告诉他,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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