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政党形态出现）。当时估计，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九七之前，立法会出现一党独大形势，九七后就可能出现行政长官、行政部门与立法会对立，致使任何议案得不到通过或通过困难，造成香港政府原有的高效率dàng然无存，引起政治、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动dàng。所以“三权分立”方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不久，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草委时公开表示，不同意“三权分立”，表明李后他们的设想也不符合中央精神。

    当时李后、鲁平还公开讲不赞成香港出现政党。这也不符合邓小平的想法，不符合香港现实。记者就李后、鲁平的说法问我，我只能表示，“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来港前，廖承志对我讲，要把香港工商界像日本“经团连”那样组织起来。日本“经团连”是日本大资产阶级的组织，它是执政党自民党的后台老板，通过执政党来影响政府。

    七八年，国务院组织政府访日代表团，团长为副总理谷牧，我为副团长，在日本会见了前后三任首相，和几大财团首脑。在会见号称“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时，老人以自傲口吻说：“我们把一流人才留在企业，自己使用；第二流人才，才输送给政府。”显示日本大资产阶级，对日本政府的影响。

    廖承志还告诉我，邓小平也有此想法。这说明了中央考虑的是：一、香港的政权主要让资产阶级起影响，二、要有政党，不是个别资产阶级而是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廖承志吩咐我要支持某巨商组党活动。说明中央领导层是主张组织政党的。某巨商当时想组织一个政党，还想了一个类似英国保守党的名字。后来发展有困难，转而支持另一个社团。我在香港的活动中，曾经对一些上、中层人物讲过，主张要“组织起来”，组织政党，我对杨森、罗康瑞、司徒华都谈过，也对包玉刚、李嘉诚谈过。可是上层积极xìng都不太高，我设想以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为雏型，把华人大资本家特别是各种势力的大资本家组织到一起，结果，他们都没有合作的愿望，只得“散伙”。

    有人批评我保守，倾向资产阶级。我认为香港的特殊情况是：政治上它确实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政权，政权目前仍掌握在英国手中，而港英政府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在经济上，它采取的路线和政策都比较让人有“公平”发展的机会。因此草拟基本法，要维持让现在香港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经济上充分自由的政策能够保持基本不变，政治上的“公平”发展，即民主进程采循序渐进原则，一步一步走。让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适应“组织起来”，适应港人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不致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香港经济如果“垮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围绕民主进程的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从各界频繁提出的各种方案可见一斑。从工商界提出五十七人方案，民主激进派反弹推出十九人方案开始，政治方案的对立就形成了。不久，中间派又推出三十八人方案。五十七人方案，演变成八十九人方案；十九人方案发展成“一九零”方案，英国推动的“两局共识”；加上“双查”、“双罗”、“四、四二”等等，到“六四”以后并列的方案很多。[注]

    因为政治方案的妥协，以及基本法的通过都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能不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为了便于叙述，这些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英关系的新低潮”一章中再做jiāo代。

    注：基本法起草阶段，港人对政制问题意见纷纷，争论焦点主要是围绕民主发展的速度，也就是立法机构中各阶层人士的议席比例，及直选议席发展的速度问题；另外的争论是行政和立法的关系、行政长官应如何产生的问题。基本法草拟初期，社会上把不同意见者主要分为“民主派”、“工商派”及“中间派”等。所谓“一九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