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机会在投注者中造就几个暴发户和中小富翁，也有人破产、跳楼。我认为大多数人可说是向政府“自愿缴税”。马会起了麻醉市民，使市民不自觉地满足现状的作用，许多人企图侥幸发财，不想另觅致富途径。

    还有一个六合彩，每星期两次制造几个小富翁，几个暴发户，起了同样的作用。

    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比较成功，社会的中、上层基本上并未出现有组织的推倒殖民统治的心理，反而较普遍地存在依赖心理。香港的上层以至相当多的中层人士，在政治上缺乏独立xìng，不能不说英国这一套殖民统治的方法产生了效果。香港政府每年还颁发一些皇家勋章，分不同等级，如“太平绅士”、“OBE”等，由港督本人，甚至英皇授勋予社会各方面精英，以及港府内部“有成就、有贡献”的官员，以此笼络香港人心，使他们有荣誉感、归属感。但也有些港人从勋章的形状戏称，这是些“荷兰水（汽水）瓶盖”。

    总体来说，香港政府以法律、警察、驻军、咨询组织，配合马会等的社会团体、慈善团体、教会等，形成了港府统治香港的结构。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实施了一种所谓“仁慈”的独裁统治，换言之，是怀柔xìng质的统治有很大的自由度，没有民主，但又可以让人们在不危及英国殖民统治的程度下，有各种机会来宣泄他们的不满或意见，而这些不满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倾听和改善。

    香港政府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行文官制。香港政府各部门的组chéng rén员基本上是固定的，他们需具备一定条件（如专业知识），经过一定程序，历经内部培训、升迁、终身雇用。并且官吏宣誓效忠英皇即可，不存在须在党派斗争中保持中立的问题，更促使他们有事业感。

    香港政府这三大特点，证明英国在香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后几十年的统治，在保持香港稳定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因此，我们在制定基本法时应该予以重视、加以利用；扬弃其殖民xìng，吸纳其自由xìng，发展其民主xìng，作为“九七”后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民主制度，繁荣、稳定局面的主要根据之一。

    政制方案，即九七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争论最大、情况最复杂、难度最大，因而费时最长、前后变化也最多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香港“九七”后政治体制的设想，是维持港英政府现状，基本不动。廖承志“换面国旗”、“港督换成港人，由中国委任”的说法，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想法。

    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关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条文，与中国政府原有设想比较，实际有了改变。

    在起草基本法时，引起激烈争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二是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立法机构负责”。争论的焦点在于：特别行政区的政体，是否实行三权鼎立，相互制衡？是“行政主导”？还是“立法主导”？

    我没有参与中英会谈（前阶段李菊生对我封锁会谈情况），能见到的记录多属“结论”，很难看出争论所在。到草拟基本法时，争论出现。我当时估计，中方考虑到“九七”后，原殖民政府非民主xìng质，总须有所改变；中方有某些民主设想，引致英方推销代议制。或英方在会谈中，提出代议制设想。但不论是谁方引导，可以肯定的，中国在谈判时，未曾估计到英国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偷步”，在它管制的十二年期间，“抢步”推行代议制，改变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不是“还政于中”，而变成“还政于民”。（中英联合声明：“联合王国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