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了一亿多港元。

    第二天，我到勤政殿见胡耀邦，简要地汇报一遍。胡耀邦说：“你三个月内做到这样的汇报，我很高兴。港澳工作中央分工，先念、紫阳他们负责，以后你多向他们汇报就可以了。”接着我又去找也在勤政殿办公的胡启立，他邀我一起午餐。中南海的膳食供应，极为简单，他们个别就餐，没人一份，两菜一汤，味道相当可口。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谈，我说：“你jiāo代三个月要做到的任务，我总算勉强jiāo差了。”胡启立笑着说：“不错！不错！你想要人，我可以推荐几个。”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说：最需要一个“二把手”，能够帮助“管家”；次要的，是管宣传的人才“秀才”。他告诉我：“‘二把手’中央正在为你找。”他倒想起一个做宣传工作的人，向我推荐，说着便放下碗筷，写了两个名字给我。（这两个名字递给中央组织部考虑后，结果只来了一个。）我将胡耀邦的jiāo代，向他复述一遍。两人又闲聊一会，很愉快地过了一个中午。

    这次汇报，基本上得到中央肯定，三个多月的日日夜夜，没有白费，兴奋之外，更增信心。

    16

    回香港前，我专门去见了姬鹏飞。他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顶头上司。每次回北京向他汇报请示是必需的例行公事。

    姬鹏飞的办公室在中南海内。和其他几位国务院副总理一样，他的办公室共占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两个秘书，一间会客兼作小型会议厅，一间姬鹏飞办公用。三个房间都明亮宽敞，我们两人谈话，多在他的办公室。

    我向他表示，打算年底在深圳召开港澳工委扩大会议，落实对港澳党组织的整顿调整，请他或李后届时到会指示，他听后表示同意开会，问谁来参加会议，“到时再说。”我又征求他对我的汇报作指示。（汇报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可以，先念、紫阳都讲了，就按他们的指示办。”

    回港传达后，工委扩大会的筹备活动随即开始。所谓工委扩大会，即与会的不仅是工委委员，还包括工委领导下所有党支部、党小组的党员代表，与会人员约有一、二百人。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任务光荣、艰巨，一国两制，又是一项历史xìng创举。中央港澳工作主管部门，港澳工委本身，竟无通盘部署，这种局面需要改变。

    当时港澳地区党内，新华分社内，干部工作散漫，思想问题多，多数人工作上处于半盲目状态，要他们做些什么，无明确要求。正如一个企业，要办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才能全力以赴取得成功。开扩大会议的目的在此。

    开会的地点有人主张在广州，我主张在深圳，我的考虑是，会议预计要开一个星期，与会者多是各单位负责人，如果期间单位有事，可以随时回去。

    离开香港开会，主要考虑是保密；即不能让外界知道港澳共产党在开会，也不能让外界知道开会内容。香港太敏感！我考虑，这么多单位负责人同时过关离开香港，能瞒得过港英政府？何况，港英政府有专门机构全天候监视新华分社和中国在港机构的电话，他们的情报部门也并非白吃皇粮，但事在人为，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们又担心如果传媒获悉，向社会报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为了掩护，对外采用了一个经济研究会的名称。果然成功地瞒过传媒。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很帮忙，让出新园宾馆作会址，会期中要他帮助，有求必应，真的尽了我对他的要求：深圳是新华分社的“后方”。

    最主要的筹备工作是会议报告，由分社代秘书长杨奇找人撰稿，内容以汇报提纲为基础。十一月开会前几天，看了初稿后发现无法使用。这不能责怪杨奇，王匡任期内，他虽然是代秘书长，但基本上“闲置”，办公室主事的是号称“二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