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被视为“深似海”的“侯门”，有人说，过去几位社长大都是“闭门不出”的神秘人物，形容不免有点夸张，形象保守则无可置疑。我决定打破“侯门”，把客人请进新华分社里面。

    我到港后十天，就在新华分社大楼里设宴招待刚夺得世界超级女子排球赛冠军的中国队，借此邀请了香港体育界的知名人士。

    邀请香港人士进新华分社大楼，也不只是参加社jiāo活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jiāo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我邀请香港大学学生会代表来新华分社见面，陈达明、杨奇一起参加。这批学生是八月中旬来分社递jiāo请愿书，对时局提了他们和中共不同的意见，并要求与我会面讨论。我希望借此会面，让外界知道我们不只听所谓“亲中”人士的意见，也听其他反对的意见。我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青年们热心社会，关心祖国，天真纯情，十分可爱，和他们在一起，自觉也年轻很多。会上我首次公开表示，中共容许将来香港存在不同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出版报纸刊物，甚至批评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报刊进行了广泛地报导。

    利铭泽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六月赴任前，他到北京探望李先念，李先念接见了他，当时我也在场，后来李先念在中南海请吃饭，我们又再度碰头，席间天南地北一番。

    利铭泽回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住进养和医院，我得讯去看他，已是发病的第三天。利铭泽夫人告诉我，“利先生平常身体很健壮，过去也没有发现心脏有病。他才住院三天，便要回家。”利夫人要我帮忙，劝劝利铭泽，再住院休息几天。我进病房见利铭泽时，他已下了病床，坐着等我。我向他问好，他说：“我很好，他们太紧张。”我劝他留院多休息几天。我说：“我看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老人家还是要多注意，越是身体好，越要注意，还是听医生意见，多休息两天。”利铭泽很自信地说：“我自己有数，谢谢你的美意。”寒暄几句后我便告退，利铭泽跟着出院回家。岂知，第二天他又心脏病发，终告不治。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统战对象，副社长祁锋参加他的治丧筹划。祁锋提议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当主任委员，但举行葬礼仪式时，能否参与扶灵却不能决定，因为这是没有先例的。

    港澳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国务院的代表。为一个过世的资产阶级名人当治丧委员会主任，为他扶灵，做“孝子”（习俗上，扶灵者多是死者子孙），是否成为阶级“立场”问题？祁锋不敢做主。我想：既然可以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何就不能扶灵？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

    按惯例，这种事情须报北京批准，我担心北京办事的人又会有异议横生枝节，就不提报此事，其他副社长也没有提，决定就通过了。

    七月十一日葬礼那天，用的是佛教仪式，我随俗参礼，出席全部过程。扶灵仪式进行，我站在前排首席，扶灵共八人，有港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等。我们缓步扶着灵柩走出礼堂。站立在两旁参加丧礼的来宾肃默地注视者。

    我思绪万千，为了实践一国两制，我愿意承担任何风俗。事后我同几个较谈得来的同事半真、半开玩笑说：“万一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这一段，恐怕说也说不清楚了。”他们说：“怕什么？为了工作才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个人。”

    是的，我可能是第一个公开为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党内可能有人视为丧失阶级立场。但利铭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他去世了，我们应表达诚挚的怀念和敬意。我也希望香港资本家及市民看到，共产党并非无情，是不能共处的异类。

    参加唐翔千公子的婚礼，又是另一考研，唐翔千是香港沪籍富商，在大陆有投资，也是老统战对象、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