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人。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云云。注“荆产，王微（案当作徽）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徽）字幼仁，琅邪人。……父澄，荆州刺史。微（徽）历尚书郎、右军司马。’”《晋书》卷四三《王澄传》：澄“次子徽，右军司马。”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故名。

    ? 《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

    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bào发斗争，是阶级斗争xìng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lún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lún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lún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yù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