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yù积石以险其流，或yù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xìng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却还是深入人心，有识之士，包括有识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都是如此。《苻坚载记》（下）载苻坚起兵南进前之言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yù起兵以讨之”，云云。以此与前引苻坚yù“平一六合”之言相参，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荷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看来，淝水之战中的前秦显然是远逊于灭吴之战中的西晋，而淝水之战中的东晋从总体上说来，却又强于灭吴之战中的孙吴。由于两次战争条件的不同，晋灭吴之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符坚淝水之战则否。淝水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势尚未消失；新的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北方民族关系如此，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异自然是很明显的，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关于这个方面，下一节还将详细论述。

    所以，从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多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两者xìng质既相同，又不同。在我看来，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xìng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这里还要附带陈述如下一个事实：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为止的中国皇朝历史上，在分裂时期，不管局势中是否掺杂民族因素，也不管民族矛盾是否十分严重，重新统一的任务总是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