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jiāo”，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jiāo？根据现知资料，桓、庾jiāo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上，郭璞预焉。”《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jiāo”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yáng jù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jiāo”。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jiāo。忘年之jiāo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lún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着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jiāo，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jiāo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luǒ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