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经常地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冲突。当时有人指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以致往往因很小的事故造成流血的冲突，官方借机"派兵剿洗"回民①。清朝官方材料还供认，宁夏一带官吏在执法时有意压抑回民，"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赏殓葬银二十四两"②。到了受欺侮压迫的回民聚众闹事时，官方立刻实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在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将领多隆阿在大荔附近攻打回民聚居的羌白堡，"堡破时，堡中老弱fù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③。这当然只能激起回民中的更加剧烈的反抗。

    太平天国后期，一部分太平军曾与捻军合作几度入陕（1861-1863年间），太平天国覆灭后，捻军（西捻）也曾在陕西活动（1866-1867年）。回民的起义虽然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要说明这一现象，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然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是个封建主，又是个宗教领袖（当时回教中被称为"新教"的一派的头子）。

    “世居灵州金积堡，富甲一乡”，“自称总大阿訇”①。又如在西宁的头领马桂源，曾捐得同知的官衔；西宁附近的大通的头领马寿是个清朝的军官；占领肃州的马文禄也是清朝甘州提督手下的军官。这些领导者用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引导起义群众，至多只是反对当地的汉人中的豪强恶霸和某些“不公正”的官员，要求朝廷“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不可能提出较高的政治纲领。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各自分股活动，不能形成统一的领导。当清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对付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这些领导者乘机纷纷发动起来，使起义的群众相信他们是可以信赖的领袖。到了官方大军压到他们的头上的时候，这些领导者很多乞求投降，以求自保，出卖了起义的群众。

    为了剿灭入陕的太平军、捻军和陕、甘的起义回民，清朝政府在几年中调动了不少军队到西北地区，由于征战无功而撤换更替了不少将领和督抚。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被任为陕甘总督。但这时西捻还在陕西活动，左宗棠仍首先集中力量剿捻，为追逐西捻渡河到山西。在捻军全部消灭以后，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从西安出发，用全力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左宗棠以湘军大将刘松山担任北路的军事，由绥德入宁夏，而他自己率部由陕西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逐步消灭省城兰州附近的各股回军。针对上述回民起义的弱点，左宗棠采取了所谓"先抚后杀"的恶dú策略，即先诱降那些动摇的头头，然后对群众大肆屠杀，往往连已降的头头一起杀掉。在北路，宁夏的那个自称为"总大阿訇"的马化龙在同治九年（1870年）请降。这时刘松山已经战死，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他的侄儿刘锦棠。此人由残酷地镇压回民而发迹。他虽然接受了马化龙的投诚，但仍然杀死了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他家里的雇工，并且平毁了这一带回民所居的堡寨。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进入甘肃的省城兰州，并于同年冬天派刘锦棠dàng平了现在属于青海省的西宁、大通一带的回军。这时各股回军的头子纷纷请降。最后，左宗棠出兵河西走廊。占领肃州（酒泉）的马文禄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也请降，左宗棠口头上允许缴械投降，但还是把马文禄等首领九人和当地的六千多回民杀掉了。他向朝廷奏报他进城时的情形说："环视尸骸枕藉，即老弱fù女，亦颇不免。"①在许多本来回民聚居的地区，左宗棠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后，把余下的回民分散迁移到别的地方。

    左宗棠用兵陕、甘，受害的不仅是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