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其xìng，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⑤。不久后又有第三个事实，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英、法同时表示把军事占领了三年多的广州城jiāo还，恭亲王奕关于此事报告说："（英、法）均称深知中国诚信相待，毫无嫌隙，彼此永敦和好，并释前日猜疑"。又说："虽其词未必实出忠诚，而此后日以诚意感孚，或可渐为驯服"⑥。

    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在外国侵略的武力面前实行了投降主义，出卖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他们用委曲求全来博得外国侵略者的好感，却说洋人为他们的“诚意”所“驯服”。他们发现，原来这些外国侵略者所要求的“仅仅”是那样一些条件，而并不是要到中国来做皇帝，并不要抛开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取而代之。所谓“与前代之事稍异”，也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耆英所说的外人并不“潜蓄异谋”同样的意思。

    这些“外夷”不但不打算推翻清朝皇帝，而且还愿意以实力支持清朝政府。在北京条约刚签字八天，法国公使已经向恭亲王提出：愿意帮助清朝“攻剿发逆”①。又过了几天，恭亲王说，沙皇俄国的公使也向他表示：愿意实行军事合作，办法是“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夷（俄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②。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上海已经实行了这种合作。但在那时，上海的地方官对朝廷只作了很含糊的报告③，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官员都受到了朝廷的申斥④。现在，时隔不到半年，法国和俄国公使的口头表示立刻使清朝当局觉得应该认真考虑。恭亲王很快就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他的一个奏文中说：“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⑤，他已明确主张实行诸葛亮的“联吴伐魏”政策，联合法、俄、英各国去伐那共同的敌人太平天国。根据恭亲王的建议，皇帝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把俄国、法国提出助剿太平军的问题jiāo曾国藩等有关地方大员考虑提出意见。

    江苏巡抚薛焕最热烈地表示赞成。他以为既然俄国、法国有此请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表示希望他们不但出动兵船，还“能派陆军由旱路会剿”，而且“必须厚集兵力”，为此多给他们些兵费也是合算的①。

    曾国藩这时已是两江总督兼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也主张接受俄国人“效顺之忧”，不过要他们缓一点出兵，因为“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所以等到要夹击南京时，再“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对于法国人也是同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助”。当时俄国公使还提出用美国和俄国的船只给清朝运输漕粮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表示赞同，还特别说了一下他对西方各国的了解，他重提美国早在咸丰三年就曾提议以兵船助剿的事实，认为“美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他也主张学造pào制船。他总结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pào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

    此外，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赞成“借资外国之兵”，他居然认为俄、法“在京陈情，亦足征同仇敌忾之诚”③。

    但是这一次俄、法请求出兵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不仅因为曾国藩主张稍缓时日，而且因为清朝官员中仍有一部分人不完全相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那种“新”认识，这些人认为，请求“外夷”出兵，不但要被他们勒索军费，而且长江有被他们把持垄断的危险，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也将久据不走。例如当时负责剿捻军事的袁甲三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①，但是袁甲三又认为可以由地方当局同外国人合作，他说，如果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