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

    写好了当然不是用来“藏之名山”或者“束之高阁”，一个人静静地孤芳自赏。

    唐代的寒酸文人贾岛“十年磨一剑”，还知道“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豪气干云打算找人试一把。粟裕的“宝剑”自然也得找国家级最佳“陪练”蒋介石试一试，“问天下头颅几许”或者叫“看老夫手段如何”。

    如果说战略构想可以“匹夫有责”甚至“越粗代庖”，那么实现战略构想的发号施令，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就不能“擅自调兵”（1958年粟裕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状”之一），只好仰仗最高统帅了。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3）

    他打算把设想上报máo zé dōng，建议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但他忽然犹豫了。

    第一，他的想法不仅事关全局，甚至关系到未来战局的走向，一着不慎将可能导致满盘皆输，这个世界可没有后悔yào；

    第二、máo zé dōng这一时期不主张大规模集中。他再三叮嘱的是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和避免打大仗，就在12月9日，也就是《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草成的前一天，粟裕还收到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指名道姓称“粟裕同志”的电报，指令“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电报说：

    粟裕同志，并告刘邓： 佳晨电悉。（一）意图及部署很好。（二）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军 委

    佳亥⑥

    发还是不发？

    这的确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发，不仅与最高统帅的意图相左，而且从此给自己揽上了一付重担，要负责到底；不发，个人也毫无半点损伤。

    这当然不是粟裕的心思，而是现实世界太多的功利教训，带给众多后来人“趋利避害”的思考。粟裕自己怎么想，只有天知道了。

    但他是人不是神，也当然有自己的“心病”。

    反复权衡后，他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最后没有将电报发出去。他还在不断缜密思考，小心求证。

    这一时期，中原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处境更为艰难，不得不在进去3个月后的1947年12月进行了分兵。

    邓小平带3个纵队（2、3、6纵）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与“围剿”的guó mín dǎng军兜起了圈子，重新过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转出了大别山，移往豫西（一个月后，邓小平也走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

    蒋介石在1947年12月29日的汉口军事会议上兴奋地说：“现在刘伯承匪部在大别山只留了三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xìng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画，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

    刘伯承、邓小平似乎刚好完成了máo zé dōng所设想的第二个结果：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刘邓大军出征时万余人，到走出大别山，全军减员至万余人）。

    máo zé dōng在1948年1月27日一份电报中，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蒋介石则在1947年12月29日宣布：“大别山的剿匪军事，初步的工作已经完成。”

    刘伯承等人在7个月后的8月10日给中共中央与máo zé dōng的报告中，还在指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