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门左道，不具备权威性，实在上不了台面，但是他们摆的还都有点七大八呢。。

    这天，河边公园上那些晨练的老头和老太开始议论开了，谁能得到提拔呀？谁能捞个好地方啊？谁要被拉下马啦？他们争先恐后，掰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活龙活现，滔滔不绝，有观点，有数字，还有活生生的例子，还有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

    现在媒体上都在报道，某某c某某被法办后，都坦白交代，职务和金钱是划等号的。于是他们最先接触的主题是，买一个职位要多少钱？一阵议论后，他们达成共识，一般的来说像人社局c财政局c住建局c交通局等，这样的一类有权有势的大局的一把手，明码实价是二十万，其他的局也得十万到十五万，就连最差的宗教局c县志办等也要有个五六万元。这个价是谁定的，在什么时候定的？谁也说不明白，但好像都知道，就像菜市场的大白菜的价格，就那么多，老百姓心里都有数。

    这还不够，还没到尽兴之处——树再高，再挺拔，再珍贵，不可以没有枝叶，最引人入胜的是精雕细刻，令人回味无穷的细节。

    不知谁说了一句，档案局的刘局长可能又要提拔了。

    “呸，他能提拔？”河边上就有人给他下了死刑判决，说，“见过骚的，没见过他那么骚的，这回指定得丢乌纱帽。”

    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他脑袋好使，关系很硬，指定能闯过这一关。

    “放屁！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干？怕是没人了！”

    “那你说说，为什么他就不能？”

    “那还用说，搞破鞋，把单位的一个女人玩到手了，被人家男人发现，人家男人跟踪抓住了。那男人鬼得很，录了音，照了相，没大吵大嚷，私下里找到县委领导告了他的状。”

    据说刘局长开始在县领导面前装正经，死活不承认，说是自己被诬陷了。后来听说再不承认人家就要收拾他——要把他打倒在大街上，卸下一条腿，剜掉一只眼，让他生活不能自理，他便十分害怕起来。

    这一着还真管用，他又跑到领导那里，一五一十地承认了。说自己一开始是跳舞时抠人家的手心，摸人家女人的屁股，再后来就抱得紧紧的，摸人家的大，再后来在单位就他们两人时就勾搭上了，一共玩了人家女人二十多次，流产了三次。

    刘局长在县领导跟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领导没好气的说，“自己做的孽，自己想办法。”

    后来刘局长动用了一个很给力的说客进行斡旋，又给了人家女方十万块钱的“开口费”，才把这场难堪地闹剧的大幕落下来。

    有人认真地说，胡扯！那不叫“开口费”，那叫“封口费”，是让女方再不要往外说。

    有人执拗地反对，他非法地给人小媳妇插进去了，给人赔偿嘛，就应该叫“开口费”。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在河边的柳树下瞎犟犟。

    有的说，我这是从纪检委传出来的准确消息，有的说，我这是县领导在酒桌上说的，他们都说自己的是“内部准确”消息。

    谁知道河边上怎么就能生出来那么多的“内部准确”消息？谁知道他们说的是县里的哪位领导？谁知道有多少是添油加醋和胡编乱造？

    有一个白头发老头，退下来前是县委党史办的资深科长，说话稳重，颇有条理，而且十分幽默，久而久之便在河边上成了一个有一定份量的人物。

    他慢悠悠地，诡谲地讪笑着说，什么问题都不要片面看，要用辩证法去观察世界。我讲个故事你们听听：

    清朝时有个人出门去做买卖，一晃离家也有半年多，因长期不洗头，那时都是长发，头发便开始生虱子了，他突然想起要用篦子了，可是当时又没有带。

    篦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很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