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被政府征调的民夫。

    上图：1946年，苏北方向所谓“收复区”的农村，一个老fù正被一个外国记者采访，受到了政府官员的呵斥。

    所谓“征购”是guó mín dǎng政府在征实之外，强用低价购买农民收获的粮食。在绝大部分场合，这种“征购”与没收没有什么两样。正如当时一首“田赋征实病民歌”中所写的：“市价一担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两千？”由于guó mín dǎng政府粮食部规定的“购价”就不及“市价”的一半，各地省县政府又打折扣，到了保甲长手里的时候，连法币的影子亦被扣光了，出粮的人是永远拿不到钱的。其次，被“征购”的粮食，还要强迫人民群众代为运送。

    所谓“征借”，就是除征粮，征购之外，再向人民强迫借一定数量的粮食，规定第五年起分5年还本。这就是预征和加重田赋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收，因为“征购”农民都拿不到一分钱，“借”的东西当然就更谈不上拿到一文钱了。

    据统计，1946年度，“全国40个省市田赋征额共计72639400石，征借额共计26395700石，地方公粮12938200石，合计11100多万石。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上年度的一倍。有人说，1946年的虐政，“比满清以来历年的都更重更苛”。

    在田赋征实之外，guó mín dǎng反动派为发动内战，大肆扩充军队，搜刮军需，重重勒索，使农民更遭到不堪其苦的灾难。如江西峡江，几经guó mín dǎng军队骚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可是征购的军粮却高达10万石之多，照所剩人口分配，连吃nǎi的婴儿在内，平均每人要出军粮3石多。在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急催各地军粮的情形之下，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投河自杀。1946年5月27日的上海《文汇报》就此事评论说：“在程氏自杀前，不知有多少农民因出不起‘军粮’而被迫自杀。程氏之死更说明江西是实实在在没有军粮了。”

    再如河南，1946年的灾情虽然严重，但还是要负担驻在该省的78万中央军和33万地方军的军粮、马匹草料。以淇县为例，方圆不足50里，人口不过7万，“征粮、征草，除正当摊派公教团警公粮，和代各部队半价征购公粮不算外，仅仅替各部队无价征购各项，计有豆麦面为2969330斤，麸料柴草共9680768斤。这个数目，已经2倍于当年麦收的全数。

    guó mín dǎng政府除了用征实订购的方法抢夺农民的粮食外，还利用它印刷出来的法币到处抢购，不但政府机关和各省的田粮处在抢购粮食，就连guó mín dǎng的大员们也在抢购粮食，造成粮价不断暴涨。但这丝毫不会给农民带来好处，因为农民手中的粮食已经都被搜刮尽了，得到好处的只有囤积居奇的官僚资本。

    除了田赋、军粮外，农民还要额外负担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的各种“今古奇捐”和“民国万税”，不但比抗日战争之时没有少些，而且是越来越多，越发出奇了。据1946年9月16日的南京《大道》统计，浙江绍兴县，仅仅非法的摊派，即达276种之多，如果再加上合法的摊派，数目更加惊人。重庆《大公报》披露：四川农村中每年除了征实征借的负担以外，“还得负担一百几十种摊派”。“重庆附近的几个县份的农村所负担的各种非正式捐税，有乡公所办公费，乡分所官兵伙食费，保办公费，警备班津贴，驻军蔬菜费，驻军马料费，驻军营房材料费，修qiāng械费，特别保卫费，优待壮丁抗属费，壮丁安家费，保学校设备费，消防队伙食费，积谷征募费，航空费，飞机费，救国捐，建国捐，各种献金23项，这还是比较固定的。还有乡保长的婚姻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