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已达四个旅,第五个装甲旅很快就会到来。当时,我听见伊斯梅尔在电话上对副总理兼新闻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哈特姆说;“敌军在运河西岸只有七辆坦克,他们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他们逃到了树丛中,因此难以发现和歼灭。”我无法听见哈特姆的谈话,但他显然不相信伊斯梅尔的话,伊斯梅尔不得不详详细细地复述了几遍。
我曾经同伊斯梅尔谈过这一问题,但我们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伊斯梅尔说,坏消息不但会影响武装部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整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士气。我却认为,坏消息可以激励每个士兵和平民竭尽全力。我想起了因我提议撤回反坦克导弹营而引起的争论,于是说道,坏消息可以使那些没有直接投入西岸战斗的部队更加乐于增援在西岸作战的部队。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伊斯梅尔显然对总统唯命是从。直到战争结束时,我国的宣传工具一直在撒谎。
战争结束后还继续撒谎。十月三十日,第3军团已陷入绝境,埃及报纸还刊出了如下头一号标题:“我军完全控制着德维斯瓦和苏伊士城之间的运河西岸地区”、“第3军团正在获得正常补给”。除了在那里受煎熬的士兵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情人外,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第3军团被包围了。于是,谣言四起。这是一场大得无法掩盖的灾难。埃及人已学会相信传闻而不相信报刊。但是,当局否认事实真相,总统甚至在人民议会上也矢口否认。(萨达特在回忆录中仍然继续混淆视听。)
十二月五日十七时,我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的采访(这是通过正常渠道安排的)。我没有泄露任何军事秘密,但谈话很随便。按照规定,同记者谈话的副本必须呈送我国的新闻检查部门。第二天,伊斯梅尔召见了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阿拉伯文译本。他问这些话是不是我讲的。我说是的。他说我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事先同国防情报部一起审查谈话内容。
我说:“我怎么可能去问情报部呢?他们是我的部下。我比情报部长更知道需要保守哪些秘密,我的眼界更宽广,情况也了解得更深入。我们为什么要掩盖除我国公民外世界上每个人都已知道的事实呢?”
伊斯梅尔自己刚刚同《金字塔报》总编辑侯赛因·海卡尔进行了一次很不谨慎的谈话。因此,我又说:“有些事情,比如战争bào发以来我军的损失和增援情况,外界并不知道,因此我拒绝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却认为可以把我军的损失告诉海卡尔,而且他立即就公诸于世了。如果敌军发现我方十月六日以后的增援情况——他们很可能会发现——那么,他们就会估算出我军的现有兵力。”在随后的争论中,双方就都直言不讳了。伊斯梅尔让我给德博什格拉夫打电话,撤回谈话内容。但是,我坚持原则,予以拒绝。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一日晨,我看到《金字塔报》以大字标题登出“运河东西两岸的我军向前推进了十公里”,并且说消息来自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部。这真是弥天大谎,根本没有此事。我怒不可遏,开始追查消息来源。据我们派往紧急部队的联络官报告,联合国并没有发布这类消息。国防情报部也否认知道此事。那么,就剩下两个消息来源了。《金字塔报》的总编辑和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
当我去见伊斯梅尔时,他也否认知道此事。然而,据我看,他是做贼心虚。我发了脾气,大声喊道:“有人必须为此受到惩罚。这种行动是愚蠢的、荒唐的,只会造成危害。它在向全国撒谎,也会使我们在国际上成为笑柄。我们必须找到罪犯并加以惩处。”
伊斯梅尔说道:“你有什么权利生这么大的气?你是新闻部长吗?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我问道:“他们?他们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