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鉴于我们受到很多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除了我们轮流用一、二个小时去打个盹以外，我和哈利勒一直呆在一起。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要加强和鼓励第150伞兵旅，因为当沙隆向北推进时，该旅首当其冲。敌人每向前推进一寸都会增加对第16和第21师后方的威胁，迫使它们向北退却。我们所关注的另一件事就是集中一切火力打击敌人的渡口。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敌军试图架设第二座浮桥。但是，我军的pào火在前进观察所准确的指引下打断了敌人的这项工作。我们从截获的敌方无线电通信中获悉，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这还不够。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上午，敌人的坦克连续不断地pào击我伞兵部队。早晨，我军前进阵地被迫后撤，因此我们就观察不到浮桥地区的情况了。我方pào兵根据搜集到的敌军浮桥位置的资料继续进行pào击。敌人的第二座浮桥又架成了。我们的伞兵虽然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的若干处阵地最终却被敌人攻占，其余阵地的陷落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傍晚：我乘车返回十号中心，并就第2军团的情况向国防部长做了全面的汇报。同时，我也获悉了第3军团面临的情况。情况并不妙——原因仍和过去一样。我们在东岸的部队数量仍然超过了需要，但是西岸的部队却很少，不足以对付敌军企图包围我方两个军团这一十分严重的威胁。我们需要坦克。我建议把仍在东岸的四个装甲旅撤回来。（这四个旅中有两个旅配属给第16师，一个旅配属给第2师，一个旅配属给第19师。）伊斯梅尔拒绝了我的建议，不准从西奈撤回任何部队。

    我同助手们进行了磋商。我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从目前情况来看，除非从东岸撤回装甲部队来援救西岸，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位助手建议我去见总统，并把局势告诉他。我同意了。

    我又去见伊斯梅尔，告诉他我和我的高级参谋们希望总统到十号中心来亲自了解一下形势。伊斯梅尔不大愿意。他说，天已经太晚了。（那时大约是二十二时。）我仍然坚持要他打电话给总统。等他答应我的要求后，我才离开这个房间。几分钟后，伊斯梅尔出来告诉我，总统就要到了。他说，我们不必让这次会晤成为一次公开的会议，应该把它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我同意了，只通知了下列五位指挥官来参加：穆巴拉克（空军）、法赫米（防空军）、马希（pào兵）、贾马斯（作战部长）、纳赛尔（国防情报部部长），再加上国防部长和我自己。

    二十二时三十分：总统在总统事务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拉的陪同下抵达十号中心。他们直接前往伊斯梅尔的办公室，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密谈。我们其他人却在作战室外面的会议室里坐冷板凳。

    二十三时十分：他们三个人露面了。会议开始。萨达特先让除我之外的每个指挥官依次报告情况。没有要我说话。他们的报告是真实、详尽和坦率的。最后一个指挥官说完后，总统只是说：“我们决不从东岸向西岸撤回一兵一卒。”我仍然不吭声。阿卜杜拉悄悄地对我说：“你说几句。”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好说的呢？伊斯梅尔大概已经把我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告诉总统了：我们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撤回四个装甲旅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人在说：不许挪动一兵一卒。我曾经要求总统了解事实真相。现在他这样做了，以后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不让他了解情况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要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西岸，但是参加会议的其他指挥官说：“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真是胡说八道。）

    我还提出，撤回四个装甲旅后，我们在桥头阵地上仍有十八个步兵旅，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