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我是多么吃惊，我并没有坚持要把他叫醒。

    十三时：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听到这次进攻的命运之后，他命令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一小时内，我已在第三次前往运河的途中。

    十六时：我抵达第2军团前线司令部，要见马蒙。在那里，我得知了真实情况。他精神上顶不住了，正病倒在床。整个上午不断传来进攻被击退、部队伤亡不断增大的消息，他越来越难忍受，突然昏厥过去，此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神志清醒，但是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去看望他。马蒙要坐起来，但是床边的医生不让他这样做。医生私下对我说，应该把马蒙送到后方去，他需要由专家来治疗。但是当我建议马蒙到马阿迪医院去休养时，他却请求留下来和部队呆在一起。他说明天早晨就能恢复健康，并能立即恢复工作。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在他的恳求下，我同意推迟把他送到后方去的时间，等到第二天观察一下病情再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直至停火以后，他还留在医院里。）

    然后，我开始收拾残局。我召集马蒙的参谋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战况，并且转达了总统的问候和鼓励。我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们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对第21装甲师师长阿拉比将军说，我准备立即驱车到西奈去看望他。（阿拉比建议别去。他说天快黑了，司机可能会迷路，而且夜间的战场也不是适合参谋长去的地方。但我坚持要去。整顿部队和重振士气是一项紧急任务。）

    十七时：我离开第2军团司令部往南，到最近的一座浮桥去。当我抵达时，敌军pào兵正在进行弹幕shè击，浮桥已被击毁。我继续驶向第二座浮桥，发现它已被收拢起来，以免被敌人的这次弹幕shè击所击毁。我已经无法从中段渡河了。

    我决定返回第2军团司令部。这时天已黑了，一路上由于无数次地检查身份证和盘问口令，我们走得很慢。我们刚回到被摧毁的浮桥旁，敌人就恢复了弹幕shè击。我们快速穿过敌人的弹幕。我的座车无恙，但是后边那辆载着警卫班的汽车却被击中，一名警卫受伤。

    二十时；我终于回到了第2军团司令部。我再次打电话给阿拉比，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并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就启程回开罗。

    二十三时；回到十号中心。向伊斯梅尔作了全面的报告。

    午夜：总统来电话问我这次视察的情况。我把这最不幸的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全面的报告。

    即使到现在，也就是六年以后，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当然，这是萨达特总统下的决心。他一直声称这是为了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战线的压力。这真是无稽之谈。

    埃及只有通过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迫使以色列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半岛。但是，我们的部队从来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桥头阵地与以色列本土的边境之间，隔着一百多英里的开阔沙漠地。由于以色列掌握着空中优势，这片沙漠就变得不可逾越了。这十分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首次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就以有力的论据说明了这一事实。道理十分明显，因此理事会同意了我的观点。它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只要西奈仍然被以色列占领或者实行非军事化，以及以色列仍然掌握着空中优势，这一局面就不会改变。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把装甲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吗？不能，因为以色列在西奈己有八个装甲旅，这对遏制埃军的进攻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此外，这次进攻的时间也不能证明萨达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十月十二日，叙利亚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从十月十一日起，伊拉克的两个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