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行动。敌军分析人员把这些零星的情报归纳在一起时将会发现：阿拉伯人并没有准备诉诸战争。此项计划收到了奇效，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我遗憾地认为，这是应予保守的很有价值的机密，除了这里所提到的一星半点的情况以外，不应泄露。但就有关人员而言，计划非常简单。我们每个高级官员都不得不过双重生活，表面上保持正常，私下里却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完全是两个世界。

    秘密保守得很严，以致我在办公室内也不能有异常表现。在办公室内，我是参谋长，负责准备十月一日开始的年度演习，仅此而已。社jiāo、行政乃至私人聚会一切照常，唯恐引起别人的猜疑。我甚至不得不瞒住我的妻子。幸好，结婚三十年来她已习惯于接到我从办公室打去的电话，告诉她我要下部队几天。我秘密访问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时都没有让她知道我出国了。事后她告诉我，当她从收音机中听到进攻的消息时简直大吃一惊。

    精心制订的使一切保持“正常”的计划在继续执行着。九月二十七日（D-9日），我们采取了最易引起猜疑的公开行动动员。为了掩人耳目，这一天，伊斯海尔将军邀请内阁所有成员前往总司令部，向他们介绍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情况。我们估计，敌人决不会相信：在战争前夕，一个军事机构会将珍贵的十个小时用来作为“对外开放日”。据我回忆，部长们对办公设备的印象特别深刻。大部分设备是一九七二年订购的西方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只不过最近才安装起来。（其中部分机器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核心。）

    次日（D-8日）上午，国防部长和我随同大批军人祭扫前总统纳赛尔的陵墓。这已经成了每年的传统活动。尔后，我们又在总司令部举行了纪念仪式。当晚，我参加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一年一度的悼念活动。萨达特总统发表了调子不高的和有节制的讲话，与过去几个月中措词激烈的演说截然不同。这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在这些公开活动的间隙里，我与各军种指挥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最后审定他们的计划细节，以防在最后时刻发生问题。

    十月一日（D-5日）标志着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战略演习开始了。上午，总司令部移到作战室——十号中心。（即使这一行动也不算反常，因为几年来每次演习我们都要进入十号中心。）剩下的唯一正式程序就是总统在国防部主持召开武装部从最高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得比较简短，要求每个指挥官正式确认自己已为完成受领的任务做好了准备。首先，每人轮流讲述自己的任务、执行任务的计划、部队的战备情况，最后表示他已做好准备。这对于总统签署给伊斯梅尔的正式作战命令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此外没有其他议程。总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离开了。

    由于演习正在进行，至少没有人预料我会出席外jiāo酒会。返回十号中心后，我要在几天内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动员的进展情况和渡河器材与增援部队隐蔽地调往前沿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按照详细拟订的计划行事，而不能有任何差错。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通过不断了解敌军的反应掌握欺骗计划的执行情况。然而，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一大堆琐事要处理：解决与正在建立中的庞大通信网有关的问题；检查十号中心本身的防御，无休止地修改将要发表的首批战报（这些战报将指责以色列首先采取敌对行动，这是扯谎，不过敌方也曾在一九六七年对我们使用过这种手段）。

    十月一日那天，我们终于开始扩大传达秘密决定的范围。两名主要战地指挥官（第2军团的萨阿德·马蒙将军和第3军团的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被召到十号中心接受命令：准备于十月六日执行巴德尔计划。在今后四十八小时内，只准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个情况。，十月三日（D-3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