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总统的心弦。萨达特说：“萨阿德，你要当心。俄国人会欺骗你的，现在，人人都不喜欢他们。他们明白这一点，因此想利用你。你要吃亏的。”

    我再次申明：“总统先生，如果我在某些问题上同俄国人意见一致的话，也不应将此视为我与他们勾结起来反对任何人的证据。我总是说出我认为对我国有利的话，而不管人们会根据这些话把我划在哪一边。”

    总统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是一位爱国者，决不会做任何反对国家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担心你会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三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顺利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情况又恶化了。在这期间，进行了萨迪克答应过的对拉乌夫事件的调查。在萨迪克提名接替拉乌夫的那位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开始追查财务上的丑闻。最后，拉乌夫可以受到的全部指控是：他从办公室里给在美国的一个女儿打电话，用公款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

    我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财政纪律的行为。但是，我不禁要把拉乌夫的“罪行”同我国领导人享有的特权加以对比。同通往欧洲的永久xìng私人电话线相比，打一次电话算得了什么？同使用公家的飞机去巴黎、罗马或lún敦办私事相比，一支自来水钢笔又值几何？去欧洲的旅差补助费通常是一天十英镑，为什么有些人每天却补助二百英镑以上？时机成熟时，我还将揭露其他更加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我的看法是：正如拉乌夫事件表明的那样，今天在埃及掌权，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为所yù为，同时又可以用微不足道，甚至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对手。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总统再次访问莫斯科。这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也是迄今时间最长的访问。意味深长的是，萨迪克没有陪同总统前往。不管总统私下里对我说了些什么，他的公开形象仍然是苏联的朋友及其在埃及利益的保护者，而萨迪克却是苏联的头号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总统在莫斯科时，萨迪克和我在开罗竟然不得不处理两起确实引起了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苏联使团通知我们，地中海舰队正在进行一次演习，拟于五月八日在马特鲁港地区登陆，第二天撤出登陆部队。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要求立即遭到了国防部长的拒绝。

    第二个事件较小，但是使人极不愉快。

    五月八日十七时：我在中央军区司令部观看演习，苏联首席顾问突然光临。奥库涅夫抱怨开罗机场的海关人员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归国的苏方人员。奥库涅夫说，有些人可能带有送给妻子或情人的金戒指或手镯，这些小东西不应算作走私品。我打电话给国防情报部部长询问此事。他说，问题要严重得多。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看见苏联人在抢购大量黄金。

    我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演习，同奥库涅夫，一起驱车前往我的办公室。首先要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然后再解决问题。半个小时内，萨迪克来了，接着国防部秘书长哈桑·格里德利将军也来了。萨迪克一方面向奥库涅夫解释他无权管辖海关，另一方面却悄悄地对格里德利和我说，他知道俄国人带有大约二百磅黄金。萨迪克向奥库涅夫建议，每人应填写一份海关申报单并jiāo出所有的黄金，然后离境；作为负责人，奥库涅夫应保证，若法庭调查此事，这些人会返回埃及。萨迪克说，待事态平静下来之后，他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的。奥库涅夫重申，他的人没有什么可申报的，jiāo出作为在埃及服务了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纪念品的那些小玩意儿，对他们说来未免太叫人失望了。

    双方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萨迪克接到一个电话。他马上变得灵活多了。一会儿，刚才打电话的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