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将所得笔资尽情挥霍，虽然因此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却为他的小说撰述创造了条件。

    上海开埠以后，华界和租界为牟利而不禁声色，致使妓院或变相的妓院林立，民风颓靡。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燮就以一百零八首《沁园春》词描写上海妓院，名为《苦海航乐府》，在暴露妓院黑暗的同时，警醒世人。这种宗旨和形式，便成为上海“狭邪小说”的特点，而真正写出近代上海“狭邪小说”特色的，当首推《海上花列传》。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此书，并推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他曾精辟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说：“《海上花列传U大略以赵朴斋为全书线索，言赵年十七，以访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游青楼。少不更事，沉溺至大困顿，遂被洪送令还。而赵又潜还，愈益沦落，至‘拉洋车’。”“作者虽目光始终不离于赵，顾事迹则仅此，惟因赵又牵连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杂述其沈洒征逐之状，并及烟花，自‘长三’至‘花烟间’具有。”“（二十八回以后）进叙洪善卿于无意中见赵拉车，即寄书于姊，述其状。洪氏无计，惟其女日二宝者颇能，乃与母赴上海来访。得之，而又皆留连不这返。洪善卿力劝令归，不听，乃绝去。三人资斧渐尽，驯至不能归，二宝遂为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极爱二宝，迎之至别墅消夏，谓将取以为妻，特须返南京略一屏当，始来近，遂别。二宝由是谢绝他客，且贷金盛制衣饰，备作嫁资，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朴斋往南京询得消息，则云公子新订婚，方赴扬州亲迎去矣。二宝闻信昏绝，救之始苏，而负债至三四千金，非重理旧业不能偿，于是复揽客，见噩梦而书止。”小说之主要情节线索，已大备于此。据作者的跋语称，六十四回以后的“腹稿”已成，但终未成文。

    据清末民初人称，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而将真实姓名隐去，如齐韵叟为沈仲该，史天然为李木斋，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苏，黎鸿篆为胡雪岩，小柳儿为杨猴子，等等；唯不为赵朴斋讳。据说赵朴斋系作者朋友，发达时曾借钱给作者，久而厌弃，故作者写小说以讥之。尽管作者在《例言》中开宗明义即声明“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而上述传闻仍不胜而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曾驳其虚妄，但如传闻不虚，则此书又开后来的“黑幕小说”风气之先矣！

    小说虽为jì nǚ列传，但其宗旨却是“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近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例言》。尽管如此，小说中的jì nǚ并不是面目狰狞的夜叉，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既不美化jì nǚ，像在此之前的“狭邪小说”如《青楼梦》那样把妓院写成“唯jì nǚ能识落魄才子，唯才子能识风尘佳人”的理想国，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像后此的“狭邪小说”那样以揭露妓家之丑恶为目的，“所写的jì nǚ都是坏人，狎客也近于无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而是以平静自然的笔调，平和冲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人生，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叙来。这一艺术风格可见出《红楼梦》的影响。例如，沈小红的泼辣蛮横，水xìng杨花；赵二宝的贪图繁华舒适而又年轻幼稚；李漱芳对陶玉甫的真心相爱；雏妓李流芳的天真无暇和一片憨态；黄翠凤的刚烈、干练和狡诈；周双玉的骄盈和果敢；陆秀宝的放dàng；姚文君的英武：均各具特征，呼之yù出。其他如嫖客、老鸨、相帮、娘姨、大姐各色人等之xìng格，均各各有别。在小说《例言》中作者写道：“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日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xìng情、言语、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