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大哭。

    一个姓何的同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俩点上火默默地抽着。他跟我一样，也在名单上。

    “老赵，真没想到你也在名单上。”老何说。

    我低下头没吭声，狠狠抽了一口烟，以掩饰我就要忍不住掉下来的泪水。

    “你是不是没给秃头陈送礼啊？”老何问。

    “嗯。”我点点头说，“我问过秃头陈，他说他不收礼，还告诉我不许搞不正之风。”

    “他那是放屁。什么他妈的不正之风，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风，还不收礼，他收的礼都没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愤愤地说。

    “你送了吗？”我问。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说。

    “送了怎么还有你？”我问。

    “送的少了呗，我送了两条中华两瓶五粮液呢，我以为不少了，我看见还有只送一条烟的呢。后来我跟人一打听，差点没悔死我，你猜怎么着？人家送的烟，烟盒里装的都是钱，就我他妈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烟。”老何几乎要哭了。

    “这个秃驴，太他妈的狠了，咱写信告他妈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赵，别犯傻了你，人家秃头陈的哥哥在纪委，嫂子在反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说。

    我领教过这些人的厉害，明白自己确实无能为力，只好瘫坐在凳子上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妈的，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吗？”

    “嘿嘿。”老何冷笑两声说，“没有。”

    2002年12月15号，我最后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为了缅怀点什么，我还没那么矫情，就是想最后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别给自己丢脸。那天其实已经没有给我们的活儿了，大家都是去收拾东西的，我的东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过的劳保用品，就是一些奖状，两面锦旗，还有几个奖章，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堆奖章奖状，嘴里一阵阵发苦。这些曾经的荣誉，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嘲弄：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你不是还想当三八红旗手吗？你咋下来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样。有人抱着自己用过的车床号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过的工具，像个傻子一样自言自语。压容车间有个老工人丁师傅，十八岁进厂，整整干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岁，再熬两年就退休，结果一不小心也下岗了，老头怎么想也想不通，拎着一把菜刀堵在厂门口，要找厂领导拼命，后来领导报了警，他才被带走，听说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比较理智的，只不过在厂门口画了个圆圈，把那些破奖状什么的点了一把火烧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烧奖状那一刻，我还只是单纯地把下岗理解为失业而已，我满脑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可是事实证明我又想错了，下岗绝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

    率先发难的是叶红，我们一个厂的，这事儿瞒不了她。得知我下岗的消息后，叶红没有埋怨我本事不济运气不佳，更没有歇斯底里地大闹，事实上，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果断，在最短时间内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孩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分，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俩大吵小吵，她早就过够了，我下岗不过就是个导火索罢了。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而且考虑得还如此全面周到，丝毫不受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却也着实令我好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