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帕里利向威别尔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威别尔说，和帕里利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艾lún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维尔尼茨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杜勒斯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威别尔的两位朋友。

    帕里利和格维尔尼茨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格维尔尼茨并不是埃冈格维尔尼茨的儿子，而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哈德冯舒尔茨／格维尔尼茨的儿子。他在法兰克福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我在想，威别尔和格维尔尼茨会不会在德国就已经有所接触，因为他们俩人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艾lún杜勒斯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队联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lún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jiāo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作者：[苏]尤里安谢苗诺夫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