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又移到冯建军身上。冯建军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张主任

    在他脑壳上敲了警钟，但他却用他那两只尖尖的牛角顶住了张主任那番话的压力。我要吃饭，这个个体户的先驱者这么坚决地想到，我总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活活饿死。再说人要吃饭，你们不给我工作，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这个思想虽然简单，但却很有力地盘踞在他脑海里，就如一支军队占据了某处制高点，顽强地控制了他。那天晚上，冯建军坐在门口抽着烟，脑海里有两股势力斗争着，一股势力代表着他的本性，那就是不理睬张主任，不去送礼；另一股势力来自于世俗观念，很强大地驱使着他的两条腿往张主任家走，去厚着脸皮送礼。一种势力说：怕什么怕，最多就是抓去关几天，教育一通然后又放出来。另一股势力说：还是去拜访拜访张主任有好处，因为认这个山头和不认这个山头是不同的，毕竟他是办事处主任，手上有权！一种势力说：你送礼过去，他保证不会接，因为他会认为这是犯错误，所以不必要去碰这颗钉子。另一股势力说：送去他不要是一回事，不送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你不买他的账他就会不舒服。送礼是一种客气，意思要到位。我只说我是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又不是别的。他就这么比较来比较去地想着，最后他问彭嫦娥说：“你看到底送礼给张主任不？你凭直觉说看？”

    彭嫦娥当然主张送礼，“当然要送，这还要问。”她说。

    “我又怕他不接，”他烦恼地摇摇头，“要是他不接，我就进退都不是人了。”

    “你在张主任面前本来就不是人。”她客观地说，“就算他要你把礼提回来，也只有几脚路。但是尊敬他的意思还是到了，他是办事处主任。”

    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冯建军提着一对德山大曲和两条大庆烟（三元钱一条），走进了张主任的家门。他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那是夏天，门开着。当时还没有电风扇，跟夏天作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门窗大敞，或用蒲扇驱赶燠热。张主任正举把蒲扇坐在竹铺上看报，打着一个赤膊，戴副老花眼镜。“张主任。”冯建军毕恭毕敬的模样说，手上提的礼品怕羞似的放在腿后。

    张主任当然注意到了他手上有东西。“坐吧。”张主任表情淡漠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指着一张竹靠椅说。

    冯建军不得不把手中的礼物摆在张主任家的饭桌上，“张主任，做晚辈的一点小意思。”这在当时并非如他说的小意思，因为这花了十元钱啦！张主任那时也就是四十五元一月，却要养一家人。十元钱在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好几百块钱呢。当时学徒工一个月还只十八元工资；大米只有一毛四分钱一斤，白菜二分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猪肉九毛钱一斤。十元钱可不是小数目！

    张主任知道他的用心，他那间房子己经打了那么大一个洞，那个洞可不是为了通风用的。张主任严肃着自己的马脸睨着他，“你买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张主任批评他道，“提回去提回去，我是不搞这一套的人，军伢子你要晓得。”

    “张主任，您是看着我军伢子长大的。”冯建军嬉皮笑脸地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您还教育我少了？您那时候时常批评我的话，我都记在心里的。您就当是晚辈孝敬长辈，这总没关系吧？”张主任的耳朵很受用，那鹰一样盯他的目光自然就慈祥多了。这毕竟是喜人的礼物，烟和酒都是他日常生活中需要的。这位二十多年前在朝鲜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志愿军战士，在生活中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那就是烟和酒。由于他的经济基础只这样，平常他只抽大红花（一毛八分钱一包）或者抽更差的红橘（一毛三分一包）。大庆烟，是长沙卷烟厂生产的名牌，是当时的高档烟。张主任只在几次开会中抽过几次，入口很流畅，味道也很纯正。那个曾经企图将张小英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