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但是这次，没有单独与他见面。

    和彭真一起乘飞机到杭州的叶剑英，在西泠饭店看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就问他：“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书记处开会了，批评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李雪峰是书记处书记，他讲了一下康生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的讲话精神，然后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整理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文章，并加了《北京日报》c《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检查了《前线》的发刊词。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还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北京日报》c《前线》的按语中，把邓拓c吴晗c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3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c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是想争取主动，主动检讨，向表明他的态度，争取的原谅。

    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京日报》的版面和按语播发全国，引起了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当晚新华总社就接到通知，撤销了这份按语，并不再转播。

    4月16日，刘志坚和陈亚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再一次飞往上海，当天，参加陈伯达c康生c召开的会议，讨论修改《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此时，他们才知道，是提议成立了修改《通知》的起草小组，组长是提名的陈伯达，起草小组的其他成员早于4月15日就已齐聚上海锦江饭店。陈伯达在会上宣布了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c刘志坚。

    组员：王力c关锋c戚本禹c穆欣c吴冷西c陈亚丁c尹达c张春桥。

    从这天开始，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c研究c写作。会议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

    陈伯达c康生还要去参加杭州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的起草小组的日常起草工作主要由主持。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c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很严厉，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往在杭州的。修改后将文件返回，由张春桥送回上海，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c再修改。王力他们笑称张春桥是“秘书长”。

    这样几经反复，对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对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也感到信任，因而，就想以参加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指导今后的文化革命的开展。这个班子的名称最初想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自然应该是起草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了。但是，陈伯达不愿“当官”。他说：

    “别当主任了，我还是当小组长吧。”

    于是，又改叫文化革命小组。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它是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