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这天，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立群：“许立群同志说，‘放’不是钓鱼。这种说法不对”

    许立群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已经成为敏感的话题。此时，许立群又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说：“我的文章是根据的南方谈话写的，怎么不能发表呢？”

    林涧青向许立群作了汇报，许立群有恃无恐的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呢!”

    许立群接着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都有错误的时候嘛！”

    陈伯达参加了《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因此，对的思想了解得更为透彻，他负责的《红旗》杂志没有受《二月提纲》的太大的影响，3月2日，依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曾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3月25日第四期《红旗》杂志又刊登了戚本禹c林杰c阎长林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关锋敢在中宣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与许立群公开争论，其背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张春桥对《二月提纲》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份提纲明显是与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本意相悖的。但由于这个提纲是由中央发下来的，又是经看过的，究竟是改变了主意，还是彭真有意曲解的原意，或者就是反对，张春桥一时还没有把握。而且，彭真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会反对吗？他为什么要反对？有什么根据说他反对呢？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把握对《二月提纲》的态度。如果彭真是反对的，积极地落实《二月提纲》肯定要犯错误；如果是改变了态度，《二月提纲》就是的意见，那反对《二月提纲》就是犯错误。当然，张春桥觉得，《二月提纲》应该不是的本意，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上海市委没有把握，让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将上海传达讨论《二月提纲》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汇总后，去北京找中宣部请示汇报，以便决断。

    杨永直到北京后，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c胡绳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均不得要领。

    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记录，答应请示后即给答复。杨永直觉得也只能如此了，准备返回上海。

    3月11日，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作了汇报。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你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立群又问：“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彭真：“为什么？”